专家论坛吴圣昔

五、《西游记》鲁府本揭秘
——兼谈登州府本之真相

中华书局版《西游记·前言》曾就《西游记》早期版本问题提出过一些新见解。对其中有关《西游证道书》这部清代重要版本的笺评和改编作者问题，笔者已撰文提出不同看法①。其实，对《前言》中述及的有关《西游记》鲁府本和登州府本问题的论述，笔者更有不同意见。该《前言》仅据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著录的鲁府和登州府所刻书目中各有“西游记”三个字，就不加分析地认定：此“西游记”，即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今称古代名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而且在没有什么其它历史资料作根据的情况下，竟推断：鲁府本是《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②，登州府本“也许是鲁府《西游记》的重刻本”③；并以为该书早就是二十卷百回本，用邵雍《清夜吟》诗二十字为卷目，甚至以为今见《西游记》中的某些错失在该初刻本中便已存在，等等。由此，便续有论者联系《西游记》陈元之《序》所说该书“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云云，推断《西游记》作者为鲁府中人；或以鲁府本、登州府本为具体例证，说明它们是从《永乐大典》本平话到百回本《西游记》演变史上的一种实际版本。对此，笔者颇有不同想法，曾与友人李金泉先生晤谈时几度有所表露。但因近年蛰居沪上猫儿洞，孤陋寡闻，未敢贸然全面展开评析，不料，李先生出于同好，且博识和熟悉有关资料，日前竟亲往上海古籍社借来馆藏《古今书刻》和有关资料复印件。笔者因此得以细心阅读和深入思考，今撰成此文，提出异见，与《西游》论坛诸同好商讨。

一

先看看周弘祖及其《古今书刻》的情况。

周弘祖，明代人，具体生卒年不详，《明史》卷二百十五有传。本传载：他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马政。隆庆改元（1567），司礼中贵及藩邸近侍荫锦衣指挥以下至二十余人，弘祖驰疏请止赉金币或停世袭。其冬，诏市珍宝，弘祖复切谏。寻迁福建提学副史。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恶弘祖……等，谪弘祖安顺判官……弘祖谪未几，拱罢，量移广平推官。万历中，屡迁南京光禄卿，坐朱衣谒陵免。”据高拱《明史》本传：“掌吏部”为隆庆三年冬（1569）事，并于万历初罢官。按此推知，弘祖谪安顺判官当在隆庆末年间，至迟为万历初，即隆、万易代时前后（1573年为万历元年）。而任广平推官当在万历初高拱罢官之后，因此，“屡迁南京光禄卿”，决不可能在“万历初”，而是像本传所记在“万历中”。至于又“坐朱衣谒陵免”后，是否立即弃世或曾回乡安度晚年，则不得而知。故周弘组当是嘉靖隆万间人，约万历中去世。有论者断为“万历初年去世”④，恐不确。

那么，《古今书刻》编定于何时呢？有论者推断：周弘祖的“这部《古今书刻》不可能迟至他晚年才编成，则所著录的书籍必然都是嘉靖以及嘉靖以前的刻本⑤”。恕我直言，这一推断显然失于粗疏，甚至错了。而有论者之所以如此推断，很明显，是为他提出鲁府本《西游记》产生于嘉靖初年的主张服务。应该承认，《古今书刻》的具体编写时间，包括什么时候着手筹划和开始编辑，什么时候最后完成定稿，周弘祖自己既未说明，我们今天恐也无从考证。但是，《古今书刻》上编著录有从京都内府和各部院以及北直隶、南直隶直至云南、贵州各地藩邪、府衙所刻的书目多达2500种之多，下编著录有各地碑刻、书帕、扁额、雕像和屋刻等古迹亦达九百种。惜乎笔者囿于见闻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将著录项目的年代详细加以考察和推定；但是，即使稍加翻检，我们就从该书上编“兵部”所刻书目中发现如下两条：
　　

《大闻录》（隆庆二年刊）

《九边图说）（隆庄三年刊）
　　

明世宗朱厚□[左“火”右“悤”]在位45年，即从嘉靖一年（1522）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接着为明穆宗朱载垕，在位6年，即隆庆一年（1567）至隆庆六年（1572）。隆庆在嘉靖后。隆庆二年、三年分别为公元1568、1569年，这就推翻了有论者提出的《古今书刻》所著录的书籍必然都是嘉靖以及嘉靖以前的刻本”这一论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该论者所提出的“这部《古今书刻》不可能迟至他晚年才编成”这一见解的正确性。因为，一则至少《大阅录》、《九边图说》两项就是在嘉靖以后被著录入书的，至于嘉靖以后具体是什么时候，则很难说，但至少在隆庆后期，也不排斥在万历改元以后。因为这两种书在嘉靖以后的隆庆二年和三年才分别刊刻。而且我们若再进一步作分析，即将它与周弘祖的经历相对照，则不难发现更有意思的事可供思索。因为隆庆二年或三年，兵部分别刊刻《大阅录》或《九边图说》时，周弘祖并非在京城当京官，而是在福建任提学副史；况且据本传，此后的周弘祖也并未再任京官。或谪为安顺判官，安顺在贵州；或“量移广平推官”，广平在河北；然后在“万历中，屡迁南京光禄卿”；若再加上嘉靖三十八年中进土后，曾“除吉安推官”，吉安则在江西。所以，周弘祖除任京官御史以外，还曾在各“省”先后任职。我们若断言：他的这种经历同他编辑《古今书刻》毫无关联，未免是过分的，脱离实际的。若按有的论者所说周弘祖在“万历初年去世”，而《古今书到》又“不可能迟至他晚年才编成”，若按这一思路去推论，显然，无异是说是在周弘祖任京官时就已编成。其实，《古今书刻》即使在周弘祖任京官时已经大体编成，也不排斥他在历任外官时续加补充。甚至我在这里还要特别加以强调，像周弘祖那样热心编辑《古今书刻》，要他在历任各地官员时对当地的刻书事业完全采取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丝毫不再想使自己所辑之书目更为完整化、系统化，这简直是很难想象的。事实是极有可能恰恰相反。笔者以为，《古今书刻》中所著录的南京国子监刊刻书目竟达七大类273种之多，显然与他“万历中，屡迁南京光禄卿”有极大关联；同时，周弘祖若不是在隆庆中“寻迁福建提学副史”，《古今书刻》中未必会有如下突出的栏目，即在“福建”栏竟著录有“书坊”所刻书目367种之多，以致成为此书中绝无仅有的一大特点，因为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福建私人刻书业之盛。

以上所述，似乎与《西游记》问题没有什么多大关联，其实不然。因为周弘祖既然不一定在“万历初年去世”，《古今书刻》又既然并非“不可能迟至他晚年才编成”，其所著录的书籍决非“必然都是嘉靖及嘉靖以前的刻本”，那么，把鲁府本《西游记》遽断之为“嘉靖初年”刊本，便失去必然性；那么，又怎么能断定它是百回本《西游记》“原本的初刻本”呢？

这里要顺便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即《古今书刻》的著录原则。《古今书刻》中，周弘祖并未提供任何文字说明来介绍他的有关著录情况。此书，既不像高儒《百川书志》那样“志其家藏书”，并扼要提及各书情况；也不像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那样系访书所得，并详细著录各书有关基本内容，对某些问题提出编者的看法。统观《古今书刻》全书，除下编著录各地碑刻等古迹以外；其上编，除福建部分有“书坊”所刻书目，其它实为当时全国各地所刻的官板图书目录。这些书目中，除极个别书目下偶有数字说明外，其它均无只字著录。笔者仔细阅读，反复斟酌后，认为有几点可略加说明：其一，这部书目，决非周弘祖一人之力和一时之功可成，他在编著过程中，极有可能借助他人直接或间接协办，参阅某些现成资料，前后迁延时日较长；其二，决非每部书都曾寓目，甚至极有可能是除极个别以外，多数都未曾见书，更谈不上翻阅；其三，书名为“古今书刻”，究为何意？若指古今所刊刻的书，则占全书一半篇幅的下编所著录的并非是书籍。若“古今书”是指上编书目，“古今”的“刻”是指下编的刻目，似乎也通；但上编书目决非指各衙各府的藏书目录，而是指刊刻的书目，否则难道有的藩府和府衙只有一二种、三四种藏书？甚至没有藏书（因为有的藩王府未载入）？但书目中必然也掺杂有非刊刻的书目，如“内府”书目中有一部《永乐大典》，显然非刻书目，而是指嘉靖、隆庆间，按永乐间所结的正本另摹的一份副本而言。由此推测，则别栏书目亦不排斥混杂有抄本；其四，《古今书刻》中各地所刻重复的书目极多，特别是四书五经之类：周易、小学类各多达二十余种，大明律有九种，太玄经有六种，等等；其五，是否有什么应予著录的刻书，由于编者指导思想的关系而被有意排斥在外，不予著录呢？笔者以为极有可能，这就是今人称之为戏曲和小说一类当时正统文人视为“离经叛道”的书。戏曲类书一部未曾著录，统统被排斥在书目之外。这一点就不及高儒《百川书志》开明和实事求是，虽然后者把戏曲类归入“野史”，但总之是未予排斥。至于小说类书，应该承认，《古今书刻》曾在“都察院”栏著录有《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而其出发点实际上是像《百川书志》那样，列入“史”类的“野史”部分；《宣和遗事》为福建书坊所刻，则明明白白标为“史书类”，与《史记》、《三国志》相并列了。而实际上，元明间刊刻的戏曲且不论；完全称得上是小说的其它平话和演义小说者亦早有刊刻。如福建建阳书访在嘉靖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就分别刊刻过《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类；早在元代建安刻的平话更多⑥。而《古今书刻》福建“书坊”一栏所分列的“四书类”、“五经类”、“制书类”、“理学类”、“史书类”、“兵戎类”、“诗文类”、“医卜星相等类”八目占主要者外，即使在“杂书类”中勉强与今称文言小说沾上边的也仅仅《搜神记》，或勉强加上《山海经》。周弘祖的著录倾向，由此不是透露出某些消吗吗？即他会将神话小说《西游记》著录？

实事求是地说，我之所以作这样的透视和分析，因为我怀疑：《古今书刻》所著录的鲁府本《西游记》和登州府本《西游记》极有可能并不是被称为神话小说的《西游记》，容后详叙。
　　

二

那么，鲁府本《西游记》和登州府本《西游记》，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西游记”呢？

我们先检视一下鲁府和登州府刻了一些什么样的书。

《古今书刻》上编著录山东鲁府刻书四种，即：
　　

《群书钩玄》、《萨天锡诗》、《西游记》、《蓬莱图》。
　　

《西游记》暂不论。其它三种书中，《群书钩玄》是一部类书性质的书。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二著录入“类书”类：“十二卷，元临邛高耻传辑。耻传锐意于笔机（机疑当作札），凡一事一言之善，虽片言只事必录之”。《萨天锡诗》是一部个人诗集，《百川书志》卷十五著录，误入“宋诗”，七卷，为“闽县知事雁门萨都刺天锡撰”；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萨都刺”条可知其大概：“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蒙古人，居雁门，生于元武宗至大元年，卒年不详，年八十余岁。始以进士入官，为京口录事，燕南架阁官，迁闽海廉访知事，进河北廉访经历，性青山水，尝登安庆司空山太白台，叹道：‘此老真山水精！’遂结庐其下，优游以终。都刺文辞健雄，而诗则流丽清婉，最长于情。”至于《蓬莱图》，无疑是蓬莱地区的图册，当然也不排斥只是一幅图。图入《古今书刻》常见，如“兵部”和“北直隶”的“真定府”，都有《九边图》；“陕西”的“西安府”著录有《西安地理图》之类。鲁府印《蓬莱图》亦不难理解。鲁府在兖州，与登州府治所蓬莱近。蓬莱是古代有名的仙境胜地。

《古今书刻》上编紧接鲁府刻书目，著录登州府刻书二种：其一是《西游记》，其二为《海道经》。关于《海道经》的性质，据《百川书志》卷五著录，为“无名氏录登郡溟渤漕运故道，及山川岛屿之殊，风雷变占之法，波涛之险，艘舰之制，备载无遗，真海运一实录也。”另据瞿凤起氏校文：“运”，钞本作“道”。可知《海道经》，其实是一本航海手册，指导航海的实用类书。

从鲁府和登州府的刻书情况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某些倾向性和刊刻意图，最明显的可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注重知识性实用性；二是欣赏山水游逸之情；三是有倾慕仙道之意。不论两处所刻《西游记》是何种性质的书：是神话小说还是游记之类，我以为大体都合乎以上归纳的三点范围之内。

当然，据此固然不可能直接推导出他们两家所刊刻的《西游记》究竟属什么性质，但在这基础上，我们尚可进一步作如下分析，来推进合乎事实的判断。

其一，若鲁府和登州府刊的《西游记》假定的确是描写唐僧取经的百回本神话小说《西游记》，那么，试问他们刊刻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按有的论者所说这一本《西游记》是“百回原本的初刻本”，所以即使不计标点，实际字数足足有六十万之多⑦，在当时刻印条件下，堪称是一项巨大工程，必然迁延日久，耗资甚大。那么，鲁府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兴趣来加以刊刻呢？自己读？显然无此必要，刊刻时必然需底本，若底本系借得，誊抄一份即可；为出售？无此可能，据情推测，鲁府不可能兼营书商；唯一的可能，则是刊印以送人，送各藩王府、官场同好，甚至京师宗室和皇帝，要是在经济上的耗费根本不当一回事；然而从政治上来说似乎不可能，甚至根本不可能。对此容后再论，鲁府如此，登州府更是这样，他们刊刻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府衙官员自己读？是送人？是出售？实在令人难解。

其二，若该《西游记》确是描写唐僧取经的《西游记》，则有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危险的现实问题，摆在鲁府和登州府刊刻者的面前，即按有的论者论定，刊刻时间“大约在嘉靖初年出现鲁府刊刻的《西游记》；⑧登州府本“也许是鲁府《西游记》的重刻本”，当然，至少在“嘉靖初年”略后。然而，众所周知，嘉靖皇帝朱厚* 在袭位以后，就开始佞道，以后更甚，不但自己荒唐地求仙食丹，而且宠幸道流。而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着眼分析，把宠幸道士的国王斥为昏君，妖精大多变化为道流，且把烧汞炼丹视作傍门，这是不可更易的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显而易见的事实。难道鲁府和登州府的官员们和刊刻者都没有发现《西游记》中这种倾向？恐怕不可能，然而他们难道确有这种胆量敢冒大逆不道的政治风险去刊刻《西游记》？所以，按此分析，其实只有一种可指，即该《西游记》并非是神话小说百回本《西游记》，而是另一部同名不同性质的书。

其三，那么，那个时代有没有一部与神话小说《西游记》同名，而又性质不同，且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价值，能招致鲁府和登州府去加以刊刻的书呢？若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实事求是去追寻，就很容易想到那部李志常所著记叙其师邱处机西行谒见元太祖成吉思汗时见闻的《长春夏人西游记》。骤一听，“长春真人西游记”整整七个字的书名，怎能等同“西游记”三个字的书名？其实，《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早在当时甚或之前就已经常被简化为三个字书名的《西游记》而广泛流行于知识界和道流中，谓予不信，请检翻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撰的《辍耕录》。该书颇为流行。《古今书刻》上编“南直隶松江府”栏著录。《百川书志》卷八“小说家”栏亦著录。《辍耕录》中有《长春真人》专篇，详细介绍邱处机生平后说：“已上见《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所举五书中，《蟠溪集》和《鸣道集》出邱处机；此《西游记》却是指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比陶宗仪略早的元代樗栎道人秦志安撰《金莲正宗记》时，在《长春丘真人》一书记叙邱处机生平，就有如下一语：“所有诗歌杂说、书简议论、直言语录曰：《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⑨此处所说《西游记》无疑也是指《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是因为李志常随同其师西行，不但详细记载了“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而且也记录了邱处机一路西行所作诗歌篇什和与修道有关的言行⑩。因此，与李志常同时代人的孙锡为该书所撰《序》中就有“目之曰《西游》”之称。⑾ 所以，在嘉靖隆万时代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简称为《西游记》是不足为异的。正因为这样，入清后，也许早在明末，知识界就将此《西游记》普遍误会成神话小说《西游记》，以致郢书燕说，竟将彼《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的著作权加以剥夺，而把神话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附会为邱处机，整整欺骗了有清一代的人们。说到这里，我要总括一句：若说《古今书刻》所载“鲁府”和“登州府”所刻的《西游记》实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决非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制约，不足为异的。

其四，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很值得考虑，即邱处机作为全真道的祖师爷之一，他不但在道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社会各界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即使在当时说他是一位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应该是恰如其份的。有意思的是这位邱处机的原籍竟是栖霞人（今山东栖霞市）。他不但在栖霞度过青少年时期，而且在成名后亦曾在栖霞居住多年。然则，栖霞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呢？原来明代时，栖霞乃是登州府的属地，而登州府府治所在的蓬莱（今山东蓬莱市）又与栖霞邻近。不要说像邱处机这样曾经被吹嘘为“人心归向者，如百川赴海 ⑿ ”的文化名人，即使等而下之，地方上出了如此人物，在当地无疑会引以为骄傲。所以，邱处机在当时登州引发的名人效应，应该非同一般，何况登州府治蓬莱又与传说中的仙境蓬莱有联系和误会之妙。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登州府刊刻记录着邱处机一段重要的生平事迹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又何足为奇，简直可说顺理成章了。我们且看《长春真人西游记》开头一段话：
　　

父师真人长春子，姓邱氏，名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人。未冠出家，师事重阳真人，而住蟠溪龙门十有三年，真积力久，学道乃成。暮年，还海上。戊寅岁之前，师在登州。（重点笔者所加）
　　

寥寥几笔介绍中，竟两度出现“登州”。登州府刊刻《长春真人西游记》之目的和意图，由此岂非透露无遗吗？说得直截了当一些，登州府刊刻《长春真人西游记》，哪里是宣传邱处机，而是赤裸裸地宣传自己，提高登州府的知名度，扩大登州府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俯拾皆是，司空见惯；在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里举一例。虞集是元代文坛领袖之一，祖籍四川，后随父迁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因此他的诗文常被当地书贾题为“崇仁”或“临川”。《四库全书总目》《道园集》条就指出：（《道园集》）“每则之道（疑应作首）皆是题曰崇仁虞集。考集虽寓居崇仁，而其平生诗文，皆自称蜀人，不当以侨寓之地改其祖贯。此必抚州书贾所为，欲引集以重其乡土”。登州府刊印《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过是古今通例，即借“以重其乡土”。

由此看来，有论者说“登州府的《西游记》情况不清楚，也许是鲁府《西游记》的重刻本”；而照我看，登州府的《西游记》情况就如上述；而相反，鲁府的《西游记》倒有可能是登州府本《西游记》的重刻本。因为鲁府在兖州，距登州府亦不远。且鲁府既然有兴趣刊印《蓬莱图》，再印《长春真人西游记》也并不超越其倾向，不过同是流露倾慕仙道的爱好而已。

当然，鲁府和登州府所刻《西游记》若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则如前所说的刻印神话小说《西游记》之不可理解处皆不存在了。因为不但刊刻的目的性很明确，同时《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过寥寥二万字，耗资不多，工程极小；而且不但不会有在政治上与嘉靖佞道唱对台戏的风险；恰恰相反，而是有为皇廷的佞道风气推波助澜之功呢！

三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推论，笔者以为，若与那种断言鲁府本是神话小说百回本《西游记》之原本初刻，以及认为登州府本也许是鲁府本《西游记》的重刻者相对比，这一观点无疑更为合理和充分；但即使如此，笔者也无意于就此陡下结论，断言鲁府本和登州府本必然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因为我们究竟缺少直接的充分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而且也愿意等待《西游》论坛的同好进一步深入地实事求是来作出分析和判断。而我在上文的分析，一方面旨在否定鲁府本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原本初刻这一推论，并特别不赞成以该推论为大前提再去推衍和论证《西游记》其它有关版本问题；同时，也给《西游》论坛同好提供多种思考这一论题的资料和内容。

因此，这里笔者还要把问题再反过来论一论，即《古今书刻》著录的鲁府本《西游记》或登州府本《西游记》是否还有确是指描写唐僧取经之事的神话小说之可能。我要坦然地承认，并非绝无可能。但我以为必须要从考虑如下因素出发，来作分析和推论：

其一，这部《西游记》并无直接贬道之描写和攻击佞道之误会，包括视炼丹为旁门，写国王宠幸道土为昏君，以及妖道祸害平民等等，唯如此，鲁府和登州府才有刊刻之胆量；

其二，这部《西游记》并非六十万言之巨著，不可能成为刊刻上的巨大工程，以致耗资甚大，迁延时日过久，唯其如此，鲁府和登州府才或许有刊刻之兴趣；

其三，据从描写唐僧取经的西游故事的演变史提供的信息资料和已有研究的成就，当然，最根本的应当是实际作品为根据，在《古今书刻》所著录的时代范围内有可能存在或出现过这样一部《西游记》。

据前述数项所示，的确有这样的书可供候选，即足有条件充作鲁府和登州府刊刻的底本，就是早为历史资料所证实并为《西游》论坛所公认的平活本《西游记》。这种平话本《西游记》原书并未发现，想必已经遗佚；但现存有两则作品片断资料却足以证明它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这两则材料，其一即辑入《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梦字类的《梦斩泾河龙》。该文前标“西游记”三字，内容与明代百回本《西游记》第九回和第十回前部分相应，文字则远为简扼；其二即收入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的一段可称为车迟国斗圣的内容，约略与明代百回本《西游记》第44回至46回孙行者车迟国斗法相应。当然，该节文字远为简略和粗率。不过，该书文字中还介绍了唐三藏西天取经的过程；特别是文内有九条注，比较简扼但较全面地介绍了有关《西游记》的内容。而且，文中不仅多次出现“西游记”的书名，还提到《西游记》又叫《唐三藏西游记》，是一部“平话”，这里节引如下一段对话，足以为证：
　　

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

买甚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⒀

这则资料仅寥寥几句，却弥足珍贵，因为它非常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平话《西游记》在当时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及深受人们欢迎的景象。不过，《永乐大典》所辑之片断和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辑之片断，是否出于一书或分见两部不同的平话《西游记》，则难以判断，而且与本文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前者至迟出现在元末明初（元明易代为公元1368年），因为《永乐大典》始编于永乐元年（1403），编成于永乐六年（14O8）；后者成书虽晚，但据朝鲜学者考证，平话《西游记》早在公元1347年前（元至正七年）已传入朝鲜 ⒁ 。所以，从平话《西游记》出现和流行的年代来看，足以提供底本由鲁府和登州府加以刊刻。

至于在平话《西游记》流行后，到百回本《西游记》成书前，其间约一百年间，《西游记》是否在平话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规模有所扩大，情节有所丰富，字数有所增加，如像有论者所提的诸如词话《西游记》之类，则因至今无任何确切资料足资证明，只可存疑，待将来新资料的发掘，再来探讨了。

说到这里，我要总括一句。鲁府和登州府刊刻的《西游记》为平话《西游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若同刊刻《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可能性相对比，则又远为不足。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古今书刻》鲁府和登州府各刊刻有一种《西游记》，在没有其它直接或间接的资料足以证明之前，就断言它必然是描写唐僧取经的《西游记》，更不可直接断言它是百回本的《西游记》，甚至是它的原本的初刻本。若问题可以如此简单推断，则《古今书刻》所著录的山东“布政司”刊刻的第一种书“《东游记》”，就难免误会成是明代出现的描写八仙故事的神话小说《东游记》了。

当然，即使鲁府和登州府刻的《西游记》是平话《西淤记》，也足以推翻该书是百回本《西游记》甚至是原本的初刻本的推断。
　　

四
　　

笔者注意到《西游记·前言》中，曾将鲁府刻《西游记》一事与陈元之《西游记序》所说联系起来推证，原话是：
　　

鲁府刻《西游记》则正和陈序所说《西游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相吻合。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府本……⒂

因此，也不妨说，陈元之序中此语实为《前言》作者推断鲁府刻《西游记》性质的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论据了。其实这一论据也不足为据。

陈元之序此语虽为人所熟知，这里我们还是要将全文引出，以便作进一步推敲之参考：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
　　

陈元之所说的《西游记》作者为三个“或曰”之人，实际上的确都与藩王府有关。然而，与藩王府有关的“西游记”，决非《古今书刻》著录的山东“鲁府”一家。如今可说已广为《西游》论坛各家所熟知的，与之有关的尚有河南大梁（今开封市）的周王府，因为据明代盛于斯《休庵影语》所载，周府有一部《西游记》抄本，后来曾加以刊刻。而且涉及《西游记》的有关内容之丰富，较之《古今书刻》仅仅“西游记”三个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参照方便，亦加以引出：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平？”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则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读者皆不可辨。⒃

关于这段重要资料，在《西游记》版本研究方面提供的丰富内容和价值，笔者曾撰文细述 ⒄，这里不赘。本文仅将它与《古今书刻》所著录的鲁府刻书中仅“西游记”一语的对比后所体现的不同意义，略加缕析：

其一，《古今书刻》鲁府本《西游记》，究竟是否神话小说《西游记》，尚须加以证实，而且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简直是无法证明其性质；然而，《休庵影语》此语中却一共提到了三种描写唐僧取经的神话小说《西游记》：其一是周如山所说的“初出自周邸”的抄本《西游记》，笔者称之为周邸抄本，只有九十九回；其二是周如山所说的据周邸抄本梓刻的《西游记》，因为装订成册不平衡，“遂增入一回”变成百回本。是谁家梓刻的呢？周如山未曾说。也许是周邸，但笔者以为极有可能是书商，因为周如山主要是活动在万历间的书商，他的信息可能从同行中所得。但唯其不能最后确定，故笔者称此种《西游记》为周邸梓本。顺便说一句，盛于斯“幼时”读《西游记》当在万历中期时，若确是周邸梓刻当然也不会在嘉靖间敢于去冒政治风险；其三即盛于斯“幼时”读的《西游记》，则是百回本。除非有论者有资料证明，盛于斯《休俺影语》纯是造谣惑众，欺蒙世人，否则文中所提到的《西游记》确确实实是神话小说；

其二，对于《古今书刻》鲁府本《西游记》，根本无法了解其具体性质，当然也不知其具体面貌；然而，《休庵影语》中提到的三种神话小说《西游记》，至少有两种《西游记》与现今所见明代百回本尚有差别：一是其中有一部竟是九十九回而不是百回；二是其中有一部百回本例举的两回回目与今见明代百回本相应回目虽有关联，却又大有不同。即所举“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回目，实即今见百回本第64回“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且正文中也无“清风岭”，亦非“木棉庵”；再是未回回目为“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而今见明本第一百回回目为“径回东土，五圣成真”；倒是第98回回目下联为“功成行满见真如”、第99回回目为“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却颇有相应的痕迹，其中奥妙大可研究。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差别所体现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证明它们是早期的另一种百回本《西游记》，甚至可能是即将向百回本过渡的准百回本即九十九回本；

其三，陈元之《西游记序》所说“或曰”与鲁府固然也可以联系起来，但陈元之序中曾明确署有其原籍，即“秣陵陈元之”，“秣陵”者，即今江苏南京市属地，并没有材料证明他与山东鲁府刻《西游记》有些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关联；然而这个“秣陵陈元之”与《休庵影语》所提及的《西游记》事却颇有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可寻。即周如山是大梁（今开封，即周邸所在）人，他是书商，从当时金陵（今南京）多有周姓书商经营情况看，亦不排斥其中有周如山所经营者；同时，《休庵影语》所载盛于斯会见周如山事，极有可能是在金陵，因为盛于斯原籍是安徽南陵，曾于崇祯二年（1629）至五年（1632）侨居金陵。这样一来，我们不免要考虑如下情况，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上有“秣陵陈元之撰”的《序》，原籍大梁人的书商周如山竟在金陵与盛于斯谈及大梁周邸的《西游记》事，这其中的奥秘，比起“秣陵陈元之”与鲁府《西游记》毫无任何关联来，岂不值得《西游记》论者体味和思索吗？

总之，与其说鲁府本《西游记》是百回本《西游记》原本的初刻本，还远不如说周邸抄本和周邸梓本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原本和初刻本来得更合理更富有说服力。但是，笔者也无意于如此下结论，因为本文的主旨是在探讨《古今书刻》著录的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的真相，认为该《西游记》并非百回本神话小说《西游记》，倒有可能是李志常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

百回本《西游记》的古本、佚本、原本、祖本等版本问题的复杂性，较之其它古典小说有过之无不及。笔者近些年曾就这类问题迭提不同看法和个人浅见，期盼有所论争以导之深入。今笔者又以本文商榷于方家，抛砖引玉，以期《西游》论坛在新世纪来临时，版本讨论有新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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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游证道书〉作者考辨》，《明清小说研究》l997年第2期；

②③④⑤ ⒂ 黄永年《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第25页；

⑥ 参见韩锡铎等编《小说书坊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2页；

⑦ 据现存明版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极大字西游记》计算，世本半页12行，行24字，共1090页；

⑧ 同 ② 第27页；

⑨ 见守一子编《道藏精华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⑩ ⑾ 孙锡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序》，见同⑨；

⑿ 《金莲正宗记序》，见同⑨；

⒀ 转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第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⒁ 参见韩国闵宽东撰《在韩国中国古小说的传入与研究》，《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第63页；

⒃ 同 ⒀ 第677页；

⒄ 《〈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宁波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⒅ 参见王重民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国色天香》条著录：“大梁周文炜如山甫重梓”，封面题“敬业堂梓行”，又按语云：“文炜（指周如山）亦无考。封面题‘敬业堂梓行’，当为文炜书坊。又是书不似大梁刻本，殆文炜有书坊在江南，或文炜本江南人，其族源自大梁也”。又据韩锡铎等编《小说书坊录》第23条：周如山的大业堂在万历二十一年刻过《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