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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

近年来，论者们对《西游记》的所谓鲁府本和周邸本大为关注起来。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与《西游记》早期版本的演变、佚本、祖本以及作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关联。唯其如此，我们有必要对有关鲁本和周本的历史资料即信息，究竟有多少可信性和正确性作出论定，然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引发出种种判断。

直截地说，笔者以为有关周邸本的信息是可信的；而有关鲁府本的信息，却颇存疑虑。然而，目前论界却多有以为鲁府本和周邸本都是《西游记》的早期版本者①；甚或竟以为鲁府本是百回本《西游记》原本的初刻本②，而且甚至以为此说可成定论者③。故本文试图从有关鲁本和周本信息来源的具体分析着手，通过对该信息的共同性和差别性的深人讨论，从而从根本上辨别其不同性质，所谓正本清源，以利于在此基础上对有关《西游记》诸多重要版本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有关鲁府本信息的唯一来源即见明周弘祖编《古今书刻》该书上编“山东”部分“鲁府”一栏著录有《西游记》一书；而周邸本信息的唯一来源，则是明盛于斯著《休庵影语》，该书有一篇《西游记误》曾记载周如山所说周邸有一抄本。下面即从该两则信息的对比中，分别探讨其异同性。

一

关于鲁府本《西游记》和同邸本《西游记》的信息，确实有它的共同性。至少可以列出如下四项：

其一，记载鲁王府刻有《西游记》的《古今书刻》和记载周王府有一部《西游记》抄本以及后来又加以梓刻的《休庵影语》，都实有其书，至今流传。

《古今书刻》的编著者周弘祖，《明史》有传。他是湖北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历任吉安推官、御史、安顺判官、广平推官和南京光禄卿，后被罢官。死年不祥，应该在万历中期罢。他的《古今书刻》中，上编著录有京师和各地官、私所刻书目2497种，下编则著录全国各地碑刻、石雕、扁刻和崖刻等目录908则。如此大规模的书目著作，若无确凿材料证明他是杜撰瞎造，那么无疑具有可信性。

《休庵影语》的著者盛于斯，安徽南陵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休庵影语》是他的笔记类文字的结集。特别是涉及《西游记》事的《西游记误》一文，夹叙夹议，记事叙人，具体细致。文中说：“周如山云：（《西游记》）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至今并无可靠证据证明其为子虚乌有，当然皆应征信。

其二，《古今书刻》所著录的《西游记》梓刻者“鲁府”和《休庵影语·西游记误》所载与《西游记》有关的“周邸”，皆实有所指，符合史书所载。“鲁府”即指兖州鲁王府。据《明史·诸王世表》载：“鲁，荒王檀，太祖庶十子。洪武三年封，十八年就藩兖州府，二十二年薨”；嘉靖、万历间，当为檀七传和八传之端王观□[左“火”右“定”]和恭王颐坦；前者“嘉靖七年袭封，二十八年薨”；后者“嘉靖三十年袭封，万历二十二年薨”。鲁王府直至崇祯十五年清兵破兖州才废。“周邸”即指开封周王府④。据《明史·诸王世表》载：“周，定王橚，太祖嫡五子。洪武三年封吴，十一年改封周，十四年就藩开封府，洪熙元年薨”；嘉靖、万历间，当为橚五传至九传之恭王睦□[左“木”右“審”]、庄王朝堈、敬王在铤、端王肃溱和王恭枵，直至明末。据此，可见《古今书刻》和《休庵影语》的作者其时及其书中所记载之“鲁府”和“周邸”，当时确仍存在，尚未废止。

其三，明代藩王府刻书颇为流行，且极为有名。若鲁府和周邸刻《西游记》书，都符合当时潮流。有论者指出：“明代刻本当中，刻印最好，校勘精当的，应属各地藩府刻本，为后来藏书家所重视，明代实行分封皇子到外地为藩王的制度，如辽藩、潞藩、徽落、楚藩、衡藩、襄藩、秦藩、晋藩、鲁藩、宁藩、蜀藩、益藩等，这些皇子有比较好学的，就把闲散精力用在校刻书籍方面。”⑤《古今书刻》上编著录的书目中，就有淮府、益府、楚府、吉府、辽府、汝府、赵府、德府、鲁府、代府、秦府、韩府、庆府、蜀府等14家，共刻书87种。其中未列周府。但据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所列举的各藩所刻书目，与《古今书刻》所载相对照，多有出入。该书所举例子是：周藩、唐藩、楚藩、蜀藩、秦藩、徽藩、益藩、晋藩、鲁藩、辽藩、衡藩、襄藩、郑藩和潞藩，共14家，刻书25种⑥。其中周藩刻书有三种：《普济方》、《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金丹正理大全》；虽无《西游记》，却证明周藩刻过书。同时，这里说几句题外活。将《古籍版本鉴赏》所举与《古今书刻》著录书目相对照，其中有相同者，如辽藩刻《东垣十书》；但更多的是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证明《古今书刻》所载决非各藩府相关时期内的全部刻书目，如嘉靖中鲁府刻《抱朴子》即未列入就是一例。

其四，明代现存早期《西游记》世德堂梓本全名为“新刻官板大字出像西游记”。世德堂是万历时期金陵有名的书坊，所刻之书当然不可能称“官板”。此《西游记》之所以称“官板”，无疑是指它借以梓刻印行的那部《西游记》底本，即该书卷首陈元之《序》中所称为唐光禄购进并深以为奇，立即找华阳洞天主人加以校订，“秩其卷目”、“梓之”的那部底本（当然，说得全面一些，也不能完全排斥是底本的底本），是一部“官板”。明代的所谓“官板”，不仅指京师国子监、钦天监、经厂和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等所刻之书，同时也包括各地藩王府的刻本；总之，是指私家和书坊所刻以外之书板。因此，世德堂本《西游记》题为“官板”，不妨说，如果是指由鲁府刻本或周邸抄本发展而来，也都合乎常理。在这一点上，鲁府本和周邸本都具有共同的可能性，都有资格作为世德堂本《西游记》所谓“官板”由来的候选者。

推究鲁府本《西游记》和周邸本《西游记》有关的共同特性，大概仅止于此。据此，不妨说，要借以来推断具有实质意义的结论，无疑是有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有进一步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别性，才能有条件来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确具有实质性的不同，从而来推进《西游记》早期版本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时，在鲁府本或周邸本之间辨别出何者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

关于鲁府本《西游记》和周邸本《西游记》信息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别性呢？笔者认为可以归纳出如下三项：

其一，无法证明《古今书刻》著录的鲁府所刻《西游记》确实是指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相反《休庵影语》提及的周邸抄本以及据之以翻刻的《西游记》，却确确实实是指小说。

《古今书刻》著录鲁府所刻《西游记》，没有任何说明，仅只“西游记”三字。而“西游记”并非专指小说《西游记》。同时，鲁府所刻尚有《群书钩玄》、《萨天锡诗》和《蓬莱图》；另外，嘉靖中还刻过《抱朴子》⑦，但都并无线索说明所刻《西游记》是小说。再者，《古今书刻》紧接“鲁府”一栏尚著录“登州府”刻书两种，即《海道经》和《西游记》，也都无助于证明鲁府刻《西游记》是小说；而且因其本身亦无任何说明，故所著录的《西游记》究竟是何种性质的书，亦很难说，何论其它。但有一点大体可以肯定，即鲁府刻《西游记》和登州府刻《西游记》应该是同一性质的书，否则，书目编著者周弘祖极可能作必要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口断言鲁府刻《西游记》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显然缺少根据，或者说，并无任何根据。

照我看来，鲁府本和登州府本与其说是小说《西游记》，倒还不如说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显得更为合理。李志常所撰记叙其师邱处机西行事迹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据我所见除作为该书正文题目为全称以外，前人几乎都简称作《西游记》。包括应李志常所约撰序的孙锡序文中，以及明人陶宗仪《缀耕录·长春真人》和樗栎道人《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莫不如此。后人多相沿袭，一般情况下谁再肯赘称全名。此其一。再者，真所谓无巧不成书，邱处机恰是登州府人。检视《长春真人西游记》可知，该书一开头就两度提及登州。像邱处机这样在道教中享有盛名堪称红得发紫的全真道祖师爷，作为其原籍的地方政府登州府刊刻他西行记事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亦可理解，不过是获取名人效应，借以重其乡土。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倒很可能是登州府刊刻《西游记》在前，而鲁府本也许只是翻刻而已。还有，鲁府翻刻《长春真人西游记》亦可理解。如前所说，鲁府除《西游记》外，还刻有《蓬莱图》和《抱朴子》。《抱朴子》著者为葛洪，好神仙术，是道教中著名人物，该书内篇专言神仙炼丹养气之术。《蓬莱图》虽未知其具体内容，但是，即使是一份蓬莱地区的地图，也与传说中的蓬莱仙山不无关联，而且也有可能就是一份构画海外仙山蓬莱的图画。总之，既喜欢刊刻与道教极有关联的《蓬莱图》和《抱朴子》一类书籍和图画，再刊刻一册《长春真人西游记》无疑是在情理之中。另外，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按有关论者的看法，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都刊刻于嘉靖时代。然而，众所周知，嘉靖佞道成风；小说《西游记》却对道教和佞道的皇帝持批判态度，鲁府和登州府敢于将它刊刻而不怕由此招祸？相反，若刊刻的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则显然是迎合潮流，至少在客观上是追随朝庭佞道。

总之，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极有可能不是指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百回本小说，至少无法证明它是这一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⑧。

相反，《休庵影语》中所记载的《西游记》，不仅的的确确是指小说，而且具体分析起来，还提到了三种《西游记》本子。该书《西游记误》有如下记载：“金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据此可知，一本是盛于斯“幼时”读过的《西游记》，文中提到的回目“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相应于今见《西游记》第64回，文字稍有不同，内容则肯定类似。其实该文尚提到末回回目为“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与个本《西游记》第100回回目文字不同，今见本为“径回东土，五圣成真”；但与今本第98和99回回目近似，推测起来，文字肯定相近。不管怎样，总之，这是一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是毫无疑问的，无可争辩的。另一本则是书商周如山说的，这种《西游记》有一部抄本，“初出自周邸”，笔者据此命名为周邸抄本者，此书为99回本。再一本是周如山所说的百回本《西游记》，即据周邸抄本“授梓”，因“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的本子。对于以上所析的三种《西游记》小说本子，无怀疑的必要。因为其中之一，连回目也例举了两回。至于周如山其人也无可怀疑。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国色天香》条著录“大梁周文炜如山甫重梓”可足证，他是个书商。

其二，各府本和周邸本虽与明代陈元之撰今存最早的《西游记序》中，提及作者时所说三个“或曰”有关，即：“《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总之，疑出于藩王府。但若再进一步仔细分析，鲁府本和鲁府同《序》作者及《序》中其它内容可说毫不相关；而周邸本以及周邸却大为不同，它们与陈《序》所叙以及陈元之其人，多有关联之处，值得注意。

先分析周邸本的相关问题。首先周如山说：“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陈《序》则说：“唐光禄既购其书（指《西游记》），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这两者之间，难道仅仅是毫无相关的偶然巧合？还是记录下了某些极其微妙的事实真相，透露出《西游记》版本刊刻史上极为难得的宝贵信息？我以为若撇开后者而不屑一顾，是轻率的。陈《序》说唐光禄即世德堂刊刻时，曾将底本（笔者称之为“前世本”）加以“订校，秩其卷目”，是肯定的。“秩其卷目”云云，并非是说“前世本”不分卷，无回目；而是将“卷”和“目”加以整理，使之整齐合理。陈《序》并未明确提出增加了一回内容；但是，试设想，99回本如何分成“二十卷”？实际上，所谓“二十卷”就是每卷5回，装订成二十册。今见明清版《西游记》大多分成二十册就是明证。因此，“秩其卷目”云云，是否是指将底本的99回加以增订修改而变成100回呢？即所谓“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当然，对于两者之间的此种联系，也只能点到为止。

其次，周邸在开封即大梁，《西游记序》作者是“秣陵”人即今南京，我们怎能将“秣陵”人写的文字与远在大梁的周藩事牵扯在一起？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提供周邸抄本情息的周如山和记叙其事的《休庵影语》作者盛于斯。原来，原籍安徽南陵的盛于斯，曾于崇祯二年（1629）侨居金陵即南京，于崇祯五年（1632）因病返回故里。而作为大梁人的周如山极有可能在南京开过书坊。《中国善本书提要·国色天香》条有王重民按语：“文炜（即周如山）亦无考。封面题‘敬业堂梓行’，当为文炜书坊。又是书不是大梁刻本，殆文炜有书访在江南，或文炜本江南人，其族源自大梁”；又：《东西晋演义》题“绣谷周氏大业堂校梓”，“秣陵陈氏尺蠖斋评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姑熟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定”（一作周氏大业堂），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明金陵大业堂重刊本⑨。这里的“周氏”，就是周如山；“绣谷”，就是指金陵。“秣陵陈氏尺蠖斋”，有论者以为就是“秣陵陈元之”，并非不可能⑩。当然，明代刊刻的通俗小说如《国色天香》、《西汉演义》、《东西两晋志传》，多题由绣谷或金陵周日校（即周对峰）、周敬素和周敬弦兄弟等经营的万卷楼或大业堂刊行者，这些周姓人都在金陵办书坊，他们之间是否同族，难考；但他们之间曾同署“大业堂”，或周如山重印过周日校所刊之书，却有据可证。因此，盛于斯与周如山在金陵晤谈及《西游记》事时，后者提供了远在大梁的周邸抄本及其梓刻时增入一回等情，且又与在金陵人陈元之所撰《序》中某些信息相对应，又何足为奇？简直堪称顺理成章了。

然而，若以前述对周邸本与陈《序》所叙，以及陈元之其人原籍金陵与周邸本信息提供者盛于斯、周如山之间某些关联、对应的情况，来衡量和检视鲁府本的有关《西游记》信息，就简直可说一无关联，风马牛不相及了。这种情况所体现的鲁府本和周邸本信息之间的差别性，岂不值得加以深思吗？这种差别性只能表明：周邸抄本及其有关的《西游记》信息的可信性，无疑大大高于鲁府本。

其三，我们还可以鲁府本和周邸本《西游记》刊刻时间和刊刻过程上，来分析其差别性。

就鲁府本而言，近年最为流行的也是唯一的见解，认为刊刻于“嘉靖初年”，而且还推断为是“《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并认为由此鲁府本为底本，在嘉靖期间反复翻刻的《西游记》尚有三种之多，即所谓登州府本、陈元之《序》本（嘉靖十一年）和最早的百回删节本（嘉靖后期）⑾。而究其实，包括鲁府本在内，上述版本的存在及其刊刻年代都仅仅是一种推测。唯一可作“根据”的，就是该论者推断《古今书刻》所著录的必然都是嘉靖或嘉靖以前的刻本。其实，细查《古今书刻》，其中“兵部”所刻的《大阅录》和《九边图说》之下分别标明刊刻于隆庆间即嘉靖之后。因此，关于鲁府本刻于“嘉靖初年”，以及该本是《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云云，究竟有多少真理性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刻于“嘉靖初年”的鲁府本也好，刻于“嘉靖十一年”的陈《序》也好，别的且不论，刊刻者难道对嘉靖朝佞道成风一无所知？不怕《西游记》中诸如痛斥宠幸道士的君王为昏君之类而被罗织罪名，而敢于冒政治风险？

而有关周邸本的信息则不然。盛于斯和周如山在金陵谈论《西游记》已在崇祯年间。盛于斯幼年时读《西游记》约在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至于周如山说的周邸抄本初成于何时，抄于何时，虽很难说，但从他传递此信息时内容的不甚具体，以及他对增入的一回究竟是否为今本第64回的不确定性，可推知：包括周邸抄本及其“授梓”的情况，决非亲历，而是传闻。当然，即使是传闻，也与他的书商身份有关，也许就是从当时金陵周姓书坊和其它同行获得，包括著名的世德堂在内。这里我们虽难具体推定，但信息的实在性远远超过误传性是不必怀疑的。从周如山的生活时代看，传出这一信息时，极有可能在万历初期和中期间，当然也许略早。因为金陵所刻通俗小说多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同时，一般认为据陈《序》撰于“壬辰”，世德堂本《西游记》刊于万历二十年（1592），亦可作旁征。又，周邸抄本肯定出于周邸，但据此抄本“授梓”的却并非一定是周邸，也许是另外书坊，也许就是世德堂。总之，百回本（或99回本）的最后改定者也许成书于嘉靖间，正像论界早就指出过《西游记》是嘲讽和讥刺嘉靖皇帝；但刊刻于万历间，当然不必再顾忌反对佞道和讽刺朝廷遭致的罗织，相反却反而迎合当时清算前朝佞道恶果的政治气候而大快人心了。这一切，归结到一点，即周邸抄本及其“授梓”，以及《西游记》受人欢迎、令人称奇和引人议论的信息被写入序言和笔记，总是事实。

从《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异同性的分析可知，它们之间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表层的，而差别性是主要的决定性的。鲁府本是否小说，缺乏确定性，而周邸本却的确是小说。据此，我们决不可把两者等量齐观。说鲁府本是《西游记》原本，固然无据；视作定论，亦显草率；更不宜将鲁府本作为大前提来推断其它论题。甚至将周邸抄本及其“授梓”本作为大前提来推断其它论题，亦须慎重，因为关于它的具体面貌及其与现存最早的世德堂本、已佚的“前世本”和盛于斯读本之间究竟关系如何，亦似云遮雾障，尚待进一步发掘资料，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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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②⑾⑿ 参见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刊《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二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23、24．25页。

③ 参见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31页注①和553页。

④ 参见拙著《〈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宁波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⑤⑥⑦ 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50、51页。

⑧ 关于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是否指小说的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论述。

⑨ 孙指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2月新1版，第190页。

⑩ 参见陈澉《〈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新考》，《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第1版，第 120－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