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四、一桩将不了了之的学术公案

——《西游记》作者问题论争之我见

我在《〈西游记〉源流版本问题之我见》中曾说：“我如今并不反对〈西游记〉吴著说，也不反对非吴著说”。所谓吴著，即指吴承恩著。关于〈西游记〉是否吴承恩著，学术界已争论多年，了无结果。有同好见我上引之语，不无讥嘲地相告：阁下研究〈西游记〉素喜争鸣，关于作者问题，何不也把观点摆得具体明确些。显然，似嫌我模稜两可。其实，我当时之所以那般说，的确基于一个想法，即深以为这场争论已成拉锯战，不可能会有结论，只少较长时间内就是这般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可能有大突破，更不可能统一起来。故我采取观望态度。

不过，实事求事地说，早些年我曾写过大块文章介绍过吴承恩，那是以吴著说为基点来立论和叙述的。前两年还写过两千字文，则是简述《西游记》版本史上关于作者的变化和论争趋向，应该承认，行文中确有某种倾向性，即认为：吴著说尚未被推翻；或者说，同那被人誉为“振聋发聩”的某些非吴著说新见相对比，还以为仍推吴著说最有根据。但是，说到底，这只能算是一种基于客观的综述。我记得当年苏兴先生在世时，曾来信鼓励我参与论争，即坚持吴著说。但我以为没有过硬的材料来论断，所以始终未能照办。其实，苏兴先生也未能为吴著说发掘出新的资料新的证据，而只是据已有的资料即众所周知的资料，进一步加以辨析而已。这是在他的大文《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公开说明的。光阴荏苒，十余年一瞬间，苏兴先生也已仙逝；此事我却至今记忆犹新。我想，若我这些年能发掘出一些言之有据的新资料和过硬的证据，肯定也乐于为这场争论打边鼓，不论是吴著说抑或是非吴著说，都乐意去做；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应该是每个学术研究者的基本信条。

也可说无巧不成书。近两月来，应朋友之约，整理一只有关《西游记》重要问题的论争材料，其中当然也包括作者问题，于是又把有关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字资料都集中起来，仔细地阅读过。因此，不但对当年提出吴著说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具体了解，而且对吴著说和吴著说比方的观点和论据也似乎了解得更深入。因此，这里不妨进一步讲一些我的看法。

其一，鲁迅、胡适，稍后还有郑振铎，当年推断出《西游记》吴著说以及与之有关的非个人创作说，这是《西游记》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应予全面评价，不宜无端讥嘲。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清一代倡导的《西游记》邱（处机）作说，影响仍相当巨大。虽然清时早有学者提出，与邱处机有关的当是二卷本《长春真人西游记》，把小说《西游记》说成邱作，有郢书燕说之误；而且同时还有学者时不时提出《西游记》作者当是淮安人吴承恩。但都不成气候，影响甚微，可说极少有人了解。相反，邱作说系《西游记》评点家提倡，所论都印在各种《西游记》版本上，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有书名亦称“邱真人西游记”或直署“邱真人作”者。所以，除非你不接触《西游记》其书，否则就必然受其影响，以为此书是邱处机所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和胡适把清人所论的片断材料，加以集中和系统化，推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所以，这其实是一种科学精神和学术卓识的表现。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当时各人所能见到的版本资料，创造性地提出：《西游记》并非个人独立创作，而据古本妙手改定；鲁迅认为所据古本是《四游记》中的《西游记传》（实即阳本），郑振铎则认为是《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郑振铎还列表说明，从古本《西游记》平话，发展为吴承恩本《西游记》，然后再衍生世德堂梓本等四种明版百回本以及朱本、阳本等两种简本和清本证道本。所以，他们的论述不仅不涉及《西游记》作者，而且广泛地论及《西游记》的源流演变以及其它。这是对《西游记》研究的划时代的开创性的大突破，在《西游记》研究史上意义重大而深远。

当然，我们若站在世纪之交，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后，再来回顾当时历史时，无疑也可发现他们所论的诸种局限性。如他们未曾搜集和掌握更多的有关资料，特别是《西游记》版本资料，鲁迅和胡适见到的只是清刊百回本和《四游记》中的简本《西游记传》，甚至连吴承恩诗文也只读到数篇而已；同时，在当时条件下，他们对作者问题也只能是在邱处机或吴承恩之间定取舍，而未能从其它多种角度去考虑非吴承恩作的问题。不过，这里应予说明，鲁迅曾注意到了清桂馥《晚学集·书圣教序后》附记所说“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一语，但随后加否定：“世既妄指《西游记》小说为邱处机作，此又误为许谦”，其实堪称卓识。

窃以为：对于前辈学者的功过可以作具体分析，对具体论断的是非亦可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但若一口加以否定，甚至无端妄加讥嘲，则非历史主义态度。《西游记》非吴著说亦决非推倒鲁司空和胡适所论就能确立的。

其二，仔细分析非吴承恩著说者所论，其中明显包含着两种大有区别的倾向，即：一是对吴著说倾向于持疑，一是对吴著说不容置疑地断然否定。不妨分别戏称之为学术讨论派和一锤定音派。

先说前者。此派旨在探讨问题，立足于追求真理，并不急于下结论。出发点很明确，所以，他们虽然非常怀疑吴著说但是并不一口否定吴著说；也就是说，只要再找到新的证据，包括旁证，足以证明吴承恩所作，他们也是会想念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会努力去寻找新的证据，借以得出最后的结论。也因此，他们在论述非吴著说时，往往有根有据，不但富有学术性，而且深具探讨性，诸如：作为吴著说主要根据的天启《淮安府志》未说明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几卷几回；说吴承恩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的“杂记”，未必包括《西游记》，因为文学史所云“杂记”不是指通俗小说；清人说《西游记》多淮安方言，实际上很少，倒是有吴语方言；而且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还将吴著《西游记》著录于史部舆地类，等等。绝无臆测之词，更非哗众取宠。不妨说，摆出来的理由，几乎都是使人无法加以完全否定的材料，相反，乃是可以共同探讨且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吴著说和非吴著说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是势所必然的。

再说后者。与前派最大的不同，他们手中似乎掌握着一锤定音的新材料新证据似的，不容置疑地断然否定吴著说；甚至提出：今后《西游记》出版物不能再署吴承恩之名。但是，综观他们所持理由，其实没有一条过硬的证据和资料，大都只是一些分析之词。举例说，如有论者先引经据典说明，撰写《西游记》需要“六个若干年”，甚至“怕没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是做不到的”，于是在分析吴承恩一生的经历后，得出一个结论：“吴承恩没有写作《西游记》的时间，也不具备创作一部巨著的条件”；又如说，“极有可能”，吴承恩写过一篇《西湖游记》的文章，“也许（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记误码率，将《西湖游记》写成了《西游记》”。诸如此类，本身是无根之说，能探讨或争论出什么学术成果来！

其三，非吴著说所提《西游记》作者新名辨析。主张非吴著说者众，而其中提出新作者名字者少。究其缘故，盖问题本身极有难度，不免谨慎持重；但也不乏探求者。先后提出名单虽有五人，实为四名，即：邱处机、许白云、《性命圭旨》作者唐太史；还有陈元之和华阳洞天主人，后二人据说疑为一人。据我分析，皆缺少根据，不足征信。

先说邱处机。此人即有清一代定为作《西游记》者。后被鲁迅、胡适综合前人所论加以否定，已如前述。但近年海外和国内学者或有重提。其实，若以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而言，邱处机决非作者。因为此人生卒年为公元1148年至1227年，即南宋绍兴十八年即金熙宗皇统八年，卒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即蒙古太祖二十二年，也就是说，离明代开国还有140年，他怎能撰著约问世于明代中期的百回本《西游记》。当然，《西游记》是从民间文学基础上逐步演变发展，邱处机是否在《西游记》的诗话、平话或词话某一环节参与过其隔，这就很难说，却也无证据。

次说许白云。前已述及，此人曾被鲁迅引桂馥《晚学集》语提出，并加否定。其实，清人平步青《小栖霞说稗·西游记》早经指出：许白云《西游记》“当别是一书”。近年又有学者提出：关于唐僧西游取经事，历史上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西游记》作品在发展：一为历史故事，以唐僧为主角；一为神话故事，以孙悟空为主角；许白云所著《西游记》当属前者。其实，许谦为元代中叶人，他的生卒年代虽比邱处机要晚，但同样不可能撰著约出现于明代中期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却与邱处机同。

再说《性命圭旨》作者唐太史。其实此说亦非新论，系沿袭清人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旧说：“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从而演其说也”。对此，清人平步青《小栖霞说稗》亦曾加以否定说：这是陈文述“晚事修炼，过信黄冠，从而为之辞”。今人翻旧说为新论，重提《圭旨》作者说，堪称历史有惊人的重复。原来该学者认为《西游记》系《性命圭旨》艺术化，是同一作者用不同形式的作品来演述金丹学；并根据《性命圭旨》刊刻“缘起”所载，只不取其中“盖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一说，而代之以“得《性命圭旨》于新安唐太史家”一语中的唐太史。其实，连《性命圭旨》的作者究竟是谁亦无定论；何况要把《西游记》和《性命圭旨》说成是双胞胎，出于一人之手，岂不太谬悠荒唐了！

最后是华阳洞天主人和陈元之。世德堂刻本为代表的三种明版百回本皆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有陈元之序。陈序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又说：“唐光禄既购其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应该说，问题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即：一，《西游记》作者不知其名，只知与藩王府有关；二，世德堂本经过华阳洞天主人“订校”和“秩其卷目”（“订校”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秩其卷目”后成为“二十卷”）；三，世德堂本的底本是唐光禄购进之书，并请陈元之作序、华阳洞天主人订校。但是，有的非吴著说论者往往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那篇错简得不可通读的世本陈序来大做文章，说它是故布疑阵，以致烟云模糊。于是分析来，分析去，推断出《西游记》的作者竟是华阳洞天主人即陈元之。据我看，包括孙楷第据“唐光禄既购是”一语推断为世德堂本是“元本也”在内，实际上都由错简之陈序所误导而致的误断。其实，问题挺简单，如果说华阳洞天主人或陈元之是《西游记》作者即世本作者，那么，你有可能推断出世本的底本即唐光禄购进而“奇之”，并请人“订校”和和写叙的旧本，也就是笔者简称为“前世本”者决不是百回本小说，而是《西游记》平话、词话甚至其它简本，即《西游记》论坛众说纷纭的“祖本”之一吗？我以为决无可能；即使谁能某能推断而出，也仅仅是分析之辞，决无历史资料可证。说句不客气的话，恐连今见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著说《西游记》那般的孤证也没有。此系《西游记》作者新说，故略加辨析。

总括一句，看来，即使推倒吴著说，要找出新作者似乎更难乎其难。

其四，坚持吴著说者被动论争，至今似亦无新据；似可注意者当推淮安方言和荆府纪善二事的论述。

将吴著说与非吴著说相比，后者显然处于主动，能时发新论以加强攻势；吴著说则陷于被动，虽是兵来将挡，却只见招架，未见出击。其实，综观论争的问题中，有不少并非关键性质；且也未必会有正确结论者，以致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最有趣的是双方都将《西游记》和《吴承恩诗文集》相对比，一方说，思想感情、用词习惯完全不同，真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决非一人所撰；一方说，用词习惯、思想感情都有类同，大可说明出于一人之手。其实，先有观点，后找材料，要证成前引两种廉洁，何尝难矣哉！何况，即使被一方所证成，说到底也只是分析之词，成不了铁证。惜乎吴著说文字中多此类内容。

吴著说文字中有两类内容笔者以为大可深化。一是关于吴承恩任荆府纪善事。三十年代时俞平伯撰文对吴著说表示怀疑，曾引用陈序关于《西游记》作者的三个“或曰”后说：“或曰‘天潢’，或曰其门客，词虽吞吐，均非吴氏明甚”，“若说姓吴的虽非‘天潢’。却大可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证据来何？志上只说吴承恩做长兴县丞而已。”可是八十年代从出土的吴承恩棺材档板上写有“荆府纪善”知为他的终衔，即“证据”已拿出；近年，多有论者据此，或从当年荆府所在今湖北蕲州寻索有关资料，或以为吴承恩于纪善任上加工改定百回本《西游记》后，回淮时留稿王府，后由王府流传于外。不过，亦为分析之词。但事涉关键，不妨再继续寻索材料成证。二是关于淮安方言事。亦有非吴著说者认为如《西游记》中确是淮安方言，也能成旁证。吴著说为此题作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来具体论述。其中重要论点为：《西游记》中吴方言甚少，最常用的一些基本词汇未出现；所谓淮安方言应是江淮次方言北区的一个土话，并举“心中有物”、“复三”、“兴懒情疏方叫海”的“海”等例，在古代淮安学者所刻书中可得到印证，又举“禳”、“嗛”、“央浼”、“蒯腹”的“蒯”等词，用语言学上的等语线原理来分析，淮安恰在这些词的等语线交点，证明能同时使用这些方言词汇的必是淮安人；并全面分析了《西游记》的韵类，及其与它书对比中，推断出，不属北方话和吴语，而属于淮海话。上述两方面的深入研究成果，将来也许有助于证实吴著说。

其五，有一个重要问题，争论双方均未予以足够重视，这就是：推断《西游记》的作者必须以研究版本演变为前提，没有《西游记》版本推断为基础的作者说，我以为不可能成为结论。这也许就是鲁迅他们一开始就将作者和版本演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启示。

历史资料早经证明：《西游记》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以唐代玄奘取经的史实为素材，经过诗话、平话，很可能还有词话等发展阶段，最后约于明代中期由文人加工改定为百回本小说巨著。很明显，它在民间文学发展阶段，无数不知名的说唱艺人以及下层文人，甚至还佛徒和道徒，为它的成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现在所争论的《西游记》作者，乃是指在某部民间文学作品为底本（即以往所谓“祖本”）的基础上，最后加工改定为百回本小说的作家是谁。多年来即围绕着吴著说和非吴著说而争论不休。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位作家最后加工改定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究竟是哪一版本，我们固然不知道；而且这位作家据以加工改定的底本（即所谓“祖本”），目前也众说纷纭，一无定论。这些问题若无一定之见而谈论《西游记》作者，实际上不妨称之为空论。

前文综述非吴著说提出的作者新名单中，有世本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一说，笔者就曾指出该论者不可能推断出“前世本”非百回本；因此，假若“前世本”也是百回本，华阳洞天主人以此为底本来作“订校”和“秩其卷目”，又怎能称他为《西游记》作者？假若“前世本”是百回本，那么，加工改定“前世本”的文人则更有可能是作者了。然而，“前世本”是百回本固然难定，即使推断出它的确是百回本，那么，“前世本”作者据之加工改定的底本（姑且称之为“前前世本”吧）究竟是平话本还是词话甚至仍是百回本，也还难以知道哩！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该论者提出世本的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即《西游记》作者，然而，对世本的版本性质和产生时代，论界的看法还大有不同呢。有的论者认为世本是初刻本，而“前世本”则是写本或抄本了；也有论者认为世本是重刻本，则“前世本”是初刻本了；更有论者认为：世本是据其更早的陈元之序本重刻，而所谓“华阳洞天主人”，既可能是陈序本所加，也可能比陈序本更早本子所加，但也只是“校刻者的别号而不是作者的别号”。情况就是如此复杂！

能不能说这都是无根之说呢？若要求拿出版本来证实，毫无疑问目前毫无可能；如果以历史资料来衡量，则的确不可忽视。对《古今书刻》所著录的山东鲁府和登州府本《西游记》且不论（论界或以为此《西游记》是戏曲、或平话、或所谓《西游记》先行本，笔者以为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它，如“前世本”是无可怀疑的；又如盛于斯《休庵影语》所载幼年所读回目与今见《西游记》不同的百回本，以及周如山对他说的周府所藏99回本抄本和据之增入一回的百回刻本，也都有其可信性。这些已遗佚的《西游记》本子当然不一定都出现在世本以后，相反极有可能出现在其前。

由此想及，成书于明天启间的《淮安府志》著录有吴承恩《西游记》，吴著说据之以立，非吴著说则称其未著录几卷几回而否定之。但据前述已佚的有关版本资料看，天启前流行的《西游记》很可能既有百回本也有非百回本，既有二十卷本亦肯定有不分卷本，还会有流行市井的说唱本。所，天启府志著录《西游记》时，即使掌握有吴承恩著的根据，也难以注明是几卷几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无法证实今见早期版本和已佚百回本或99回本，均从吴承恩改定本衍化而出。因此，从目前吴著说和非吴著说双方争论情况看，我们只能说吴著说尚未被推倒。但是，即使说吴著说推不倒，也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吴承恩所著的是哪一部《西游记》？他据以改定的底本又是什么？如果他的底本是平话或简本阳本，改定的是世本，那么，正像鲁迅和郑振铎当年所论的那样吴承恩非常伟大；但是，如果吴承恩改编的底本不是前述诸本，而是内容大大发展了的词话本，甚而只是在早期百回本小说演变过程中作了些“校订”、补充之类的工作，那么，正像近年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他的贡献就“微不足道”了。

所以，笔者以为：作者之争若不与《西游记》版本演变的研究联系起来，则决无解决之可能；但研究版本演变又何尝容易哉。因之，《西游记》作者之争必将长期延续下去，而读者也只能时而读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文字。一场了无结果的学术公案，在新世纪中依然存在。

至于《西游记》出版物上应具谁的名，持重者不妨按旧说仍吴承恩，有朝一日果真另有新定论时再照改也来得及，无伤大雅；若不耐烦按成说，而急于想出新立异，则署你所主的邱处机、许白云、唐太史、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或无名氏之类，也只能悉听尊便。也许将来的定论果在上述诸家中呢！当然即便事实证明错了，再改过来也就罢工了。方家以为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