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五、究竟谁是造物主

——《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辨证录

一，陷入了渺无结果的拉锯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章培恒先生发表重要论文《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1），对《西游记》吴著说提出置疑。犹似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导出一场前后延续近二十年，至今依然了无结果的《西游记》作者之争。为什么此题会使《西游记》研究者有如此大的兴趣，而成为《西游记》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呢？不外乎：一则此题在海内外多年来都有论者时而提及；二则章先生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疑问，都是有关《西游记》吴著说当年借以立论的关键问题，学术性极强，甚有研究的深度和价值，所以，不但耐于反复论争，而且到了吴著说能否成立的最后关头。所以吸引了众多吴著说和非吴著说者竟相参与争鸣。

据笔者分析和估测，这场争论的现状，可以用如下三语来概括：吴著说尚未被推倒，非吴著说尚未能成立，但吴著说也还成不了定论。

这里不妨再补充一点，照笔者目前的认识言，像吴著说所主张的“《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或像非吴著说所主张的“《西游记》作者是×××”（至今为止，提出的新作者名单约五、六人）那样的命题，有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定论。原因何在？事涉关键，且容后文详论。

但是，目前吴著说确实未曾被推倒。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即当年鲁迅和胡适二位先生证成吴著说具有一定历史条件和相应根据。既非个人心血来潮的兴到之言，亦非全靠什么天才的诡辩和分析之词；其立论根据完全是前人白纸黑字的有关记载；而且最难得的是他们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特别是明清小说史有着系统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正是以此为基础，再参照清代学者的论述，才能一举推倒流行数百年的《西游记》邱（处机）作说，吴著说也因而似一锤定音。这既是历史的机遇，但更是他们学识精深的成果。否则，清代学者早经提出《西游记》中有明制，为什么却又推不倒作为元人成果的邱作说！早经提出《西游记》为淮安人吴承恩所作，为什么却又得不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很明显，清代学者是孤立地提出问题；鲁迅和胡适稍后还有郑振铎先生，他们是系统地研究学术的基础上，认定吴承恩作为作者，实际上却只是一种改编，当然他们认为是一种天才的改编，因为吴承恩所著《西游记》有一部底本即所谓“祖本”（2）作根据。鲁迅认为此底本为阳至和编的《西游记》即阳本，郑振铎则认为非阳本而是《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这一观点，在《西游记》研究史上的意义，不妨说是划时代的，前所未有的。清人吴玉搢《山阳志遗》和阮葵生《茶余客话》综观邱作说和吴著两种说法，似乎也隐约察觉并猜测其间的某种关联，指出可能是邱氏“初有此记”（指《西游记》），而吴氏据之改编为“通俗演义”即小说；但从他们所举来对比的例子看，则知他们与鲁迅、郑振铎所理解的完全不同。他们提出的例子是《左传》和小说《列国志》、《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之间的改编关系。所以，就根本性质而言，他们还是把《西游记》看成是个人创作，即是据史书中的史实为题材写成小说；而鲁迅和胡适他们则是把《西游记》明确限定在小说的范围内，有一个改编即发展的过程。

总括一句，吴著说的论定，不但在当时看堪称有根有据，而且在《西游记》成书店误解和研究史上也是具有一定的创见性。对这样的吴著说，若要一举推倒它特别是还要另创新论，谈何容易！

综观二十年来非吴著说提出的驳论，其中较大部分打不到吴著说的要害。诸如：写《西游记》要化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吴承恩没有这个时间；《西游记》和吴承恩诗文的思想感情、用词习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吴承恩可能写过一篇《西湖游记》，流传和记载中拉掉了一个“湖”字，或写过一篇《西湖记》，“湖”和“游”二字的行草相似，抄写方志的是位马大哈，讹为《西游记》等等，诸如此类，或为臆测之词，或为两可之论，或为分析之言，不可能成为有力的论据。对此，本文置而不论。非吴著说最有力的论据，实际上还是针对清人所论（而后为鲁迅和胡适先生系统化的那些历史资料）而发的疑问，最集中地体现在章培恒先生的前举论文中。

不过，据笔者看来，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争论，这些疑问中不少方面，确实已有相当深入的理解，或者说不同程度的作出了回答。最突出的方面是关于西游记》中的方言问题。非吴著说认为清人关于西游记》中多淮安方言的论断并不确切，提出百回本中淮安方言极少，相反倒是有吴语方言、金陵方言。而吴著说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例举了大量的淮安方言（当然，其中或有不纯者）。特别是有的论者，举出《西游记》中某些淮安方言的特殊词例，拿来与淮安古代学者是著作中的方言词相对照，以增加说服力；并认为《西游记》中并无吴语方言最常用的词（3）。又如，非吴著说提出：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清人据此认为“杂记”之一即《西游记》，显然不妥，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无将“杂记”指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通俗演义的先例。但吴著说举出：唐人刘知已在《史通·杂述》中分小说为十流，“八曰杂记……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此皆为杂记”，又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序》说：“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簿，斯固然也。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此历代志传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4）等等。当然，究竟所论确切与否，尚可再研究；但足以说明此类问题未曾将吴著说推倒却是事实。

非吴著说所提论题中，令吴著说最难直接论证的莫过于下列一题，即：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未曾说明几卷几回，所以未必是通俗小说。当然，这里不妨下个结论：今人决无可能寻找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资料来证实或补充说明该《西游记》是几卷几回。不过，据笔者看来，天启志未曾说明该《西游记》是几卷几回，也不足以推倒吴著说；即使当年天启志明白著录为二十卷一百回，也仍然难以证实吴著说。此论怎讲？

我们不妨先作假定：天启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时的确指的是通俗小说，但我以为按目前研究《西游记》所达到的认识和水平而言，编志者也是很难说明几卷几回。因为当时流行社会上的有各种版本《西游记》，既有二十卷，也有不分卷；既有一百回的，也很可能有九十九回的；有全本，也有节本，甚至还有简本；有不具著者名的，也有署编者名的，可说会让天启志编者无所适从。但是，假使天启志编撰者当年据情推定著录吴著《西游记》为二十卷一百回或者别的数字，是否就成为吴著说的铁证呢？我看也未必。理由其实也简单。从当年的情况而言，无疑是体现了版本的实际，似乎是时代的实录；但是从现在的认识水平而言，虽不必指责为大错而特错，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曲解了《西游记》成书史和版本史的真相。因为那样著录无疑是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个人创作的小说。

吴著说尚未被推倒和非吴著说亦未能成立，这是目前《西游记》作者之争互相牵制的两个侧面。但非吴著说之所以未能成立，并不完全因为吴著说尚未被推倒，根本原因在于该说未能找到以系统的历史资料为根据的立论基础，当然，有一条历史资料作铁证也能一锤定音。惜乎没有。去年，《西游记》论坛新出版了一部《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著者沈承庆先生宣称：不但找到了“铁证”，而且找到了“钢证”，论定《西游记》作者是李春芳而非吴承恩，且断言：“《西游》李作，已无可再疑”（5）。但照我看，基本上可以确定，依然还是放空炮（6）。特别是以往非吴著说陆续所提出的用来代替吴承恩的一批新作者名单，说句不客气的话，其实令人不敢苟同。

举例说。现存最早的一篇《西游记序》即明代“秣陵陈元之撰”的百回本《刊西游记序》曾说：《西游记》作者与藩王府有关，是藩王府中人所写。早年俞平伯先生就以此为据，认为吴承恩不是作者，因为他只当过长兴县丞。（7）但是八十年代出土的吴承恩棺材板上有“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十字，此后的非吴著说就不以此说屡驳论。那么，照理说，非吴著说所提的新名单中的作者，起码就要符合与藩王府有关这一条要求？！可是大都加以回避。其中最有趣的是前文述及的力主李春芳说的沈承庆先生，他确实注意到了这一条，大概是考虑到不可能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吧，可是李春芳与藩王府实在无关，于是想出了一个“套级”的办法，提出：李春芳以宰辅谥“文定”，尊称“李文定公”，“王、‘公’相平级”，结论是陈序提出的《西游记》“出王自制”指的乃是“出相自制”，“以‘王’影相”（8）。不可不谓用心良苦，但未能言之成理，这且撇而不论。又如所提新作者邱处机或邱处机的弟子（9）、许白云、或与《性命圭旨》同一作者的唐太史唐新庵（10），实际上大都是早被否定了的清人所提的旧名单。那么如今重提至少总得给他们找些新根据吧，却没有。邱、许二人是元代人，邱处机或其弟子甚至主要生活在元朝开国前的南宋末期的北方人，若说他们参与过《西游记》平话或词话的写作，也许有可能；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参与撰著问世于明代中期的百回本《西游记》，在如今，这可说是小说史的一般常识。至于唐新庵，连《性命圭旨》是否出于他之手也缺乏根据，更无定论，何况《西游记》！而且前人还说《性命圭旨》撰者是“尹真人高第弟子”或“相传为尹真人高弟之笔”（11）。当年清人提出《性命圭旨》作者为《西游记》作者时，就遭到过恰如其分的批评，指出系该论者“晚事修炼，过信黄冠，故为之词”（12）；今日重提两书为“双胞胎”即出于一人之手者，是否亦有“过信黄冠”之嫌，“故为之词”呢！这也存而不论。

最引起人们重视，并且的确堪称新作者的无疑应推华阳洞天主人。华阳洞天主人是包括世本在内的三种早期明版百回本《西游记》的校者，前述陈元之序即编排在此三种明版卷首。据陈序称：唐光禄刊刻世本时曾请“好事者”将底本加以订校。华阳洞天主人就是陈序所说的“好事者”，大概不会有什么差错。华阳洞天主人为此百回本作过“订校”也应该是事实。因此，首要问题关键问题便是搞清作为“校”者的华阳洞天主人（或者简称华阳氏吧）能不能说就是作者呢？可是，华阳洞天主人当然只是一笔名，也许只是临时应付偶而作之的假名。于是，急于搞清他的真名却引发了论者们更大的兴趣。那么他的真隐患是什么呢？免强以求的结果，一个说是陈元之，另一个说是李春芳，由此歧见迭出。陈元之身世不明，仅知曾撰《西游记序》，且也有论者认为是假名或笔名，也有论者认为就是活跃于同期金陵小说界迭撰小说序言的“陈氏尺蠖斋”（12）；李春芳则为明代嘉、隆间宰辅，善撰青词著名，于嘉靖十年（1531）中举，二十六年（1547）举进士第一，于四十四年（1565）晋礼部尚书入阁，隆庆五年（1571）致仕回家乡江苏兴化，与吴承恩先后去世。在华阳洞天主人是否是作者尚未论定的情况下，却把论题岔入到陈元之或李春芳是否作者，不免使问题更复杂化。那么，华阳氏著一说能否成立呢？笔者对此题如今特别感兴趣，甚觉意义重大，且不管他华阳氏的真名是张三或李四，有必要首先论定华阳氏是《西游记》作者吗？

二，打破僵局的最有效突破口

这样，问题又可回到本文开头所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也好，“《西游记》作者是华阳氏”或者别的什么人也罢，这样的命题有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定论。为什么呢？归根结底，这里关系着如何看待《西游记》成书史和版本史的重大问题。因为若把《西游记》归之为个人创作，这是清代人的认识。鲁迅、胡适和郑振铎先生之所以能开创《西游记》研究的新阶段，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游记》的产生有一个演化和改编的过程，这固然不容易；但他们的认识程度，现在看来依然还显得较为初步。而现在论界多有人称《西游记》为世代积累型的集体创作的作品，它的成书史和版本史也许比目前《西游记》论坛所达到的研究水平远为复杂。而《西游记》作者是谁：是吴承恩？是华阳氏？或是别的什么人这样的命题，却极有可能最终又有把《西游记》归之于个人创作的危险。这当然不符合《西游记》的实际。即使把问题约束在或限制在谁从民间文学作品改编为百回本小说巨著这个较狭小的范围内来探讨，情况似也不会例外。原因何在？因为《西游记》的成书史和版本史实在太复杂，即使限制在上述这一特定阶段，也仍然这样。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和版本资料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考虑《西游记》如下成书史和版本史的事实，可分类情况来叙述：

一是有关西游故事的早期作品中作者署名情况：包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或《西游记》词话，有的版本今存，有的已踪影毫无，有的则仅存片断。关于它们的编者、校者、作者都一无线索可寻；

二是今存早期明版百回本或简本《西游记》版本中，却几乎都署有编者或校者之名。如简本阳本署“齐云阳至和□”（缺字当为“编”），“天水赵毓真校”；朱本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百回本全本世本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节本《唐僧西游记》和杨闽斋梓本都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即使如刊刻稍晚的明版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白文即李评本，它虽据世本翻刻，却也有数处重要文字改动，但该本虽未题校校者之名，无疑也仍出于评点者李卓吾（实为叶昼）之手；

三是历史上的确有过而今已遗佚的版本，关于它的编者和校者之名，也一无直接资料可供查证；是否有间接资料则尚待查考。如世本据以校定和刊刻的唐光禄购进的那个本子即我曾称之为前杨本者；

四是还须指出的是百回本后期版本如清代诸种《西游记》评点本的白文。它们应不应该也有各自的作者或准作者实即改编者呢？清代百回本文字的改动和衍变是很复杂的。如以明版阳本各朱本署名为例亦不妨各有其自己的编者。清本中，刊刻最早的是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它的白文即证道本《西游记》，主要是据李评本节改，删节字数约占三分之一，当然也有文字改动；此外，又较明版百回本多出唐僧出身故事即第九回。那么，此证道本作者是谁呢？按吴著说当然是吴承恩了；按非吴著说则无疑是什么邱处机、许白云、唐新庵、李春芳或陈元之了。该书倒自称是出于邱处机之手。其实，较之明版百回本既然有如此大的不同，怎么可说它的作者还是吴承恩或邱处机或别的明代人呢！据我看，还不如仿阳本和朱本的做法，干脆署“汪象旭编”，更显得符合实际。事实上，如今已有这般署法的实例，如199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点本《西游证道书》，即题为《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系据该书第一回前原署“西陵残梦道人汪憺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而来，黄笑苍即黄同星（14）。与证道本情况类似的其它清版本中的重要者，如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前书白文是节本，它以证道本为底本，却又参照李评本恢复或增入了一部分文字，包括诗词；后者的白文则不但是系据李评本翻刻的全本，且又据真诠本增入了第九回唐僧出身故事，成为与今见任何明版或清版百回本《西游记》都不同的怪胎。昭笔者来看，将真诠本或新说本署为吴承恩作或邱处机或别的什么人作都离实际甚远。虽然该二书批者陈士斌、张书绅原题邱处机作，固不妥；而且亦有非吴著说者认为新说本是“一个最接近原作的版本”（15），则似乎要署“唐新庵作”，当然更不妥。照笔者看，不妨仿照中华版新校点本题法，把陈士斌或张书绅分别题为该二书的改编者。

据以上所述的四类情况看，笼统地总体地称某人是《西游记》作者，显然不符合实际，即使有谁自信地称道考证历历有据，也决无可能得到论界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西游记》作者之争至今依然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拉锯战的根本原因。即使把所谓作者严格约束在将《西游记》从民间文学作品（平话或词话）改编为百回本的文人是谁的范围内，似乎也极为困难。因为《西游记》的成书史和版本史情况太复杂，且材料甚缺，所以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原本是哪一部，它的底本即所谓平话或词话又是哪一种和什么样子。正因为这样，至今为止，以往所提出的包括吴承恩在内的诸作者所改编的本子，其实并统一，相反却差别甚大。举例说，鲁迅、胡适所称的吴承恩作的《西游记》，其实是今见的清版《新说西游记》之类，因为他们未见明版百回本；郑振铎看见过诸种明版百回本，但他论定的吴承恩所作的“吴本”，实际上是早于世本的一种泛指。至于清人所称的邱处机作本则无疑是今见的各种清本，亦非明本，且各人所指清本亦各不同；至于唐新庵说的论者所指的是什么版本呢？可能既指世本又包括世本的底本即我称之为前世本者，甚至还可能指新说本；而李春芳说主张的则决非世本而是前世本；而陈元之说所针对的则又是世本了。情况就是这样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各自所论的不同作者所编著的《西游记》决非同一本书。

因此，即使天启《淮安府志》当年著录的是“吴承恩：通俗演义《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我以为也不能因此贸贸然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为什么呢？我们还必须将这部吴承恩著西游记》拿来与今存各种不同文字的《西游记》版本相对读和校勘，看一看它们是否完全相同甚或不相同，特别是有没有衍变关系；而且还得论定今见的或今佚的所有《西游记》版本都是由它发展而来，而决非从其它旁枝所派生，如决非从吴承恩据之改编的那部《西游记》底本衍化而出的另一支。这项工作无疑是复杂而困难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如果天启志著录的这部吴承恩著《西游记》并未流传至今，而是早已遗佚，那么，我们只能命名它为吴承恩著的天启志本《西游记》罢，似乎更不能一般地统称《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今见的《西游记》版本中认定其中某一部是吴著《西游记》的原貌，从而比较符合历史真实地来论定它们的衍变关系。

因此，究竟谁是《西游记》的造物主？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人来，诸如吴承恩、邱处机、许白云、唐新庵、陈元之、李春芳等等或其它什么人，充作上题的答案，我以为是徒劳无益；要打破《西游记》作者之争拉锯战僵局的最有效最实际的做法，应该是从《西游记》成书史和版本史上选定一部或两部重要者为对象，具体地共同地目标一致地来探讨它或它俩的作者为谁，也许这倒能成为突破口，有效地推进作者之争的发展。当然，即使把探讨范围限定在一、二个点上，我们局限性不能离开《西游记》成书史和版本史的实际；而应该从《西游记》版本的系统研究中找坐标，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