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五、究竟谁是造物主

——《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辨证录

五，前世本编者非吴承恩莫属

那么，前世本的改编者究竟是谁呢？我以为非吴承恩莫属。重复一句，我是指前世本；不是世本，而是世本的前身。理由何在？

根据陈序所载，前世本作者是与藩王府有关的人，即“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而吴承恩曾任荆府纪善，可说合乎上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和“出八公之徒”这下条。有没有其它也合乎陈序所说与藩王府有关这一范围的人选呢？至今没有。吴承恩是至今为止诸多已提出的作者候选人中的唯一符合者。而其它候选者则因不符合这一范围应予以删却，包括前文曾提及的以“王‘公’平级”、“出王自制”实为“出相自制”的说法将李春芳挤进三个“或曰”的范围者。

吴承恩之作为前世本改编者，当然也合乎天启《淮安府志》所著录内容。天启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吴承恩《西游记》；又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览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又有清代淮安学者认为，《西游记》多淮安方言之说为据。堪称至今为止，诸作者说中，理由之最充分者。

吴承恩热衷功名是事实，但事与愿违，却一生困顿场屋。又出身市民阶层，有正义感，且有神怪小说创作经验，从小喜欢唐人传奇，稗史野闻。他在长兴县丞任上，横遭莫须有罪名被囚，出狱后有荆府纪善之补。荆府所在即今湖北蕲州。尽管此时的吴承恩年已垂暮，为还自己清白，无疑他要去赴任。于是，他沿着运河，入长江，西赴荆府。在去杭州谒别上司友人时，有可能买到诸如《西游记》词话肚子本之类。助我产生此想是今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即为杭州印本。因为该书卷末署“中瓦子张家印”，据王国维考证：张家就是吴自牧《梦梁录》中提到的“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43），它在杭州保佑坊。所以杭州有演出和刊刻“西游”故事作品的文化传统，吴承恩赴任途中日逐无聊，长夜漫漫，读词话脚本无疑是消遣内容之一，有可能从此勃发创作欲。且在荆王府中，纪善任上，无所事事，便以改编《西游记》度日。曾有论者认为吴承恩任纪善闲职时改编加工《西游记》，完稿后，书存荆府，致仕回淮。此说笔者有同感。《西游记》书稿为王府中人爱读。传抄开来，其中一份就传到了周王府。周王府与荆王府亦非天南地北，且据《明史·诸王世表》推析，当时两府藩王很有可能是朱明王朝后裔的同辈人。周王府本后来为唐光禄购进刊刻世本，才流传于世。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唐光禄购进的为什么会是周王府本？周王府远在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为什么会被在金陵开世德堂书铺的唐光禄所得？此中奥秘，我们今天当然无法加以细细描叙了。但盛于斯《休庵影语》所记叙的有关《西游记》以及周如山其人其语却颇发人深思，实际上是助我把周王府本和前世本联结起来的纽带。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说：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凤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决不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决定无疑。（45）

这一段话中颇有几点巧合：巧合之一，盛于斯和周如山会晤并谈及《西游记》事，地点在金陵，而唐光禄是金陵世德堂书商，刊刻世本亦在金陵；巧合之二，周王府虽远在大梁（即开封），而周如山恰恰就是大梁人，在金陵开书坊，而且在金陵开书坊的周姓人尚有数家（46）；巧合之三，世德堂刻印世本在万历二十年，而盛、周谈及《西游记》事时不是在万历前，约在崇祯初年（1360年左右）即从时序上看，是世德堂唐光禄购进前世本和刊刻世本之后，而不是在之前；也就是说周府抄本肯定出现于世本刊刻之前，而不是在之后，且从周如山话中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分析，该项刊刻事明显是早年同行间业务中事，而非他自己近年亲身经历。据此，笔者在《〈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一文最后就曾将前世本和周王府本联系起来分析。当时为慎重起见，曾说：“当然，我列出这些方面，也只能点到为止，并无意基此就在‘前世本’与周邸抄本或周邸梓本之间划上等号；只是在这里提出这个有意思的问题，以利于探讨和破解《西游记》版本早期演变中的谜（47）”。并在稍后所撰的《论〈西游记〉的“前世本”》一文又进一步提出：“前世本与99回的周邸抄本会不会有关联呢？世本是百回本与‘增入一回’而成百回的周邸刻本有某种联系吗？不难看出，笔者力图将《休庵影语》中提及的周府抄本和陈序中提及的前世本联系在一起思考的意愿，何等溢于言表！”如今，关于此题我是的确想在前两文的基础上作出更为明确而肯定的叙述，即我认为周府抄本就是吴承恩在荆王府改编成的99回本传抄本之一，周王府的刻本就是指的唐光禄刊刻之世本。对此，亟盼学人同好校正之或增考之。

那么，吴承恩改编前世本究竟作出了哪些具体贡献，对全书有些什么改动呢？当然，若要细致地具体地加以列述，现在已决无此种可能；我们瑞能做做的只是依据有关历史片断资料和今存版本以及版本零碎文字的分析中，大体上作些推测而已。既不可能全面，而且亦不一定完全确切，只能述其大略，以供思考或参酌罢了。

但是，吴承恩将词话本从头至尾加以改编成前世本时，肯定是做过较大的全面的加工的。现在看来，如下数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一，出于爱好，甚至不排除借此显示个人的才华，加入和增补了大量的文人诗词。既有五、七言律绝，也有古体诗词。其中，特别是在第九回渔樵诗词联句、第64回木仙庵唐僧与木精树怪做诗和第94回唐僧在天竺国招婚时伏的诗等等。当然，即使这些回中，亦有少数诗句为废话本中原有，但绝大多数为吴承恩增入。例如渔樵问答是古代的文学形式。但《西游记》平话中却是两个渔翁，而非一渔一樵，其名却已是张梢、李定；朱本和阳本却已改为一渔一樵，李定名同，张稍之稍与梢略异，同时朱本渔樵作诗各4首。由此可大体上肯定，由两渔改成一渔一樵，且诗词大为增加，当是在前世本中出现。又如第64回木仙庵故事中，平话中有“棘钩洞”一难，可能是荆棘岭木仙庵故事之雏形。词话中估计据此而有的发展。但朱本、阳本中只简单交代：“四众又行过了八里荆棘山，又遇一阵阴风把三藏摄进石岩，有六老二女子”，树精之名号均与世本同；但杏仙是杏树精却为六老之一而非女性。由此可见，今木仙庵故事中杏仙成女妖以及生发出纠缠唐僧成婚，以及深山四操之称而有联诗之类的描写，无疑都是文人之笔，出于前世本改编者吴承恩。

第二，添补和扩充了某些故事。最集中地表现在百回本后部的玉华王府授徒、天竺国王府招亲、凤仙郡求雨、铜台府冤案被囚等故事中。原因是这些故事均为平话中所无，文人手笔的格调突出，以及与吴承恩生世中某些遭遇切合，有在前世本中形成的极大可能性。另外，平话中分别有“红孩儿怪”、“火焰山”，后来演化为完整的的习牛魔王家族的花团锦簇般的诸多故事，显然为前世本首见，出于吴承恩之手。

其三，九九八十一难的设计，使全书规模定型化。今见百回本中实际上并无八十一个故事。西天取经途中大约有大小故事48个，九九八十一难就包含容纳在此48个故事。所以其中只27个故事是一难，且包含有唐僧出身所遭遇四难在内；其它，12个故事则一事二难；七个故事一事三难；二个故事则一事多达四难。计共80难；故最后又生发出老鼋背负取经人过河落水一难，以完成其数。但尽管如此，取经八十一难之设计，却成了全书框定情节和完成结构的最为令人惊叹的妙笔。从此后，后来的版商和改编者虽对《西游记》作过这样那样的节改，却始终未能越出此定格。

其四，以上只是撮其大端而言；其实，吴承恩在改编中无疑是全局性的提高，而决非局部性的润饰。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词话本是民间文学作品，它只是供演叙用的脚本，或者说是演叙内容的记录；而前世本则是文人作品，它无疑会保存着其前身作为民间文学作品的某些特色，或者说这些特色的痕迹；但其主要格调则是文人的创造，有着统一的风格。

不妨说，以上方面是前世本的特色，吴承恩的创造和功蹟。

但是，还有一事必须提及：不排除唐僧出身故事即今见清版本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在吴承恩改编中被删除的绝大可能性。

唐僧出身故事也就是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出现，可能是较早的。它在“西游”故事中出现的契机和标志，无疑是唐僧原籍的改变。也就是说，唐僧的原籍若不是海州弘农县，则肯定无陈光蕊、江流儿故事。从现有仅存的《西游记》平话资料中，尚可看到取经僧唐三藏系“洛州缑氏县人士”，“俗家姓陈，名伟”（47），可见此地名系历史上陈玄奘的原籍，《西游记》平话中肯定未曾将陈玄奘和海州陈光蕊揉合为一家人，决不会有江流儿之事。但是，在明代早期甚至元时的戏曲中却肯定已有完整的陈光蕊、江流儿故事，从钱南扬辑录《宋元戏文辑佚》中《陈光蕊江流和尚》一戏的残存文字中，就有佚曲三十八支，从唱词中可以体会出今见陈光蕊、江流儿故事中赴任遇害、逼母、弃儿、认亲、报仇等内容的线索。而稍后的六卷二十四出《西游记》杂剧中则第一卷就是表现唐僧出身故事，共四出，目录为“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报仇”。同时，今见刊刻于明代中期的简本朱本中又可看到其中卷四专叙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文字。由此可以断言，若明代早、中期之间流行过词话《西游记》，则其中肯定已有完整的唐僧出身故事。笔者以往认为朱本卷四的唐僧出身故事是从戏曲中改编而来；现在看来也不排斥从小说本身的发展中即从词话本系统改编的可能性。

如果上述分析合乎情理和实际，则前世本中这则唐僧出身故事肯定已被删汰，所以世本中亦不见而只留有痕迹罢了。删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主要作为人间故事，不合情理之处，可说充斥其中。《西游真诠》著者陈士斌曾将该节中事迹矛盾，于世法俗情未洽，难可信据之处列出13条来说明，诸如：“状元之母何至单身侨寓，宰相之女宁乏护送赴官”，“即曰官拘资格必无一十八年不调，虽云亲故疏稀岂无一二瓜葛闻问”等。特别是唐僧出世是贞观十三年，待十八长成，为父母报仇时依然是贞观十三年之矛盾更难解决。而种种不经，在供演唱和说书时，因其浓郁的神异性和离奇性抓住了观赏之人的思绪而被忽略；及到文人手中细细斟酌改编，则无法遮掩又难以修改和弥补，最后不得不免强割爱。删汰后，全书文字免不了有某些脱榫和失却呼应之处，也只能如此罢，这就是今见世本有关唐僧出身文字多可指责之由来。

六，校定世本是华阳洞天主人

作为世本的校定者，华阳洞天主人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但在世本二十卷各卷之首均明白题着“华阳洞天主人校”的字样，而且世本陈序中明白写着唐光禄买进《西游记》，就“俾好事者为之订校”。华阳氏就是“好事者”，“好事者”就是华阳氏。

这里有二点尚须先略作说明。其一，前文已提及，明版世本以及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都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其实据情推断，其中只有一种版本的校者真正是华阳洞天主人，因为这三种版本文字各有不同。这一版本只能是世本，其它两种版本则都是节本，删节改编者当各自另有其人，但都未曾署名，而只是移用了它们的底本即世本校者华阳氏之名而已；其二，前文亦提及，关于华阳洞天主人其人究竟是谁，作为作者目前有二说，即李春芳和陈元之。但此外亦有论者提出就是吴承恩。其实，若限定是世本校者，其时李春芳和吴承恩已去世有年，决无可能。至于陈元之其人，本身亦无考，是否就是华阳氏一身二名二任，即既是序者又是校者亦难说，故我意：华阳工即华阳氏，在无据情况下不必再扯开，徒增麻烦。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世本的“校”者可否称为世本的改编者呢？也就是按照《西游记》其它版本改编者订定者也即是作者的常例来看待呢？关键当然要看这位“好事者”即华阳洞天主人究竟“校”了什么内容，也就是“订校”和“秩其卷目”的实际内容是什么。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各端：

其一，将九十九回的前世本，改编为百回本。前世本就是周府本，所谓“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也即唐光禄“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两相参照，很明显，订书以其数已满百，故分为二十卷，每卷五回装订成册，共二十册，并以宋邵雍诗《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二十字为各卷之目。必此，百回本煌煌巨著，以其内容和形式的完整性，在《西游记》小说发展史和版本演变史上，终于成为不可逆转的定格。此后所见的明清各种百回本基本上都是按此定格增删节改，可见华阳氏改编和校定百回本的意义是何等重大而深远。但华阳洞天主人“增入”的这“一回”，既非盛于斯和周如山当时所谈到和猜测的“清风岭”、“木棉庵”故事即今见百回本第64回之“荆棘岭”、“木仙庵”，亦非近时有论者在版本研究中所提出的为后人所加进的第36回至38回乌鸡国故事（48）；而且也不是重新添入的新编故事。笔者以为主要是将九十九回本最后的二、三回中加入了诸如唐僧所取经卷的前后两篇经目、唐太宗《圣教序》、难簿所记难名以及最后所诵佛号回向偈等等非情节性和形象性文字；并将原来文字重新调整，加以适当分割，匀出一回而成百回本。因为这些毫无故事性的文字肯定非平话或词话中内容，否则听众岂不味同嚼腊。吴承恩改编前世本十分注重形象性和趣味性，当然也不太可能编入此类文字。

其二，在全书中加进了数量十分庞大的与道家金丹修炼有关的诗词，甚至直接引用道教中前人的此类文字，包括回前诗。这些诗词，大多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或随意编入，或即兴发挥。当然，也不能说凡是此类诗词均为华阳氏编入，词话中或前世本中一首也无，目前尚无资料足以证明此说；但是，吴承恩非道家中人，决无兴趣编入如此庞大的道家诗词。据情推测，既然《西游记》有大量的道教中人物形象和有关道教活动的内容，则根据情节发展和形象内容的实际情况，兴之所至，加入有关此类诗词，亦顺理成章，不无可能。同时，也可能正由于这样，引发了华阳氏大量加入道家诗词的创作设计和创作实践，才形成了今见世本中出现如此庞大的道家诗词宣扬金丹修炼的怪现象。

其三，不排除前世本回目原为单句的可能性。今见朱本和阳本中目录均为单句就是一证。而随着小说史的发展，文字整齐双行回目逐渐时兴，因而钳阳氏重新加以订校，新编其目。从此，《西游记》回目也出现双句、对仗的工整格局，使全书形式也随之提高和完善。而且，回目中亦多与金丹修炼和金丹术语有关者。

此外，当然不能排除对全书具体文字的全面润饰和修正，甚至对某些情节或细节的改动。

总之，华阳洞天主人的“校”或“订校，秩其卷目”，无疑也类似吴承恩对改编前世本的贡献，是全书性的编校而非局部性的修饰。所以，华阳洞天主人理所当然是世本的订定者即作者。

据此，则以往有论者或力主华阳氏著说而反对吴著说，或反之力主吴著说而反对华阳说，可见都不合陈序所叙。华阳氏只是校定世本，而决无可能是校定前世本；吴承恩则只是改编前世本而决无可能连同校定世本。

以往论界对吴著说或华阳氏著说都分别提出过种种驳难，其中多可因前世本和世本分别出于吴承恩改编和华阳氏校定，而获得合理解释。特别是如下两项：

如说《西游记》中，既有一般道教祈祷仪式、立鼎安炉等笔墨甚至批判道教的内容，同时又掺夹着道家内丹修炼的极为正统的笔墨。前者显然出于吴承恩改编的前世本，甚至不排斥平话或词话中已有存在；与道家的内丹修炼无关，那些文字描写，在一般通俗小说中都可常见。而另外一些附合道家金丹学说的主要是诗词偈语及其相关内容，则显然是出于华阳氏之手。据“华阳洞天主人”之称，可以肯定他是一位道家人士，甚至是道士，至少是道家的信奉者。

又如说《西游记》中既有淮安方言，也有金陵方言甚至吴语方言的问题。则显然前者是受吴承恩的影响，他是淮安人；后者则又是受华阳氏的影响。华阳氏虽不能确知其原籍，但从他的流动和取号来看，肯定与金陵有关，至少他校定《西游记》世本工作是在金陵进行，也不能完全排斥他是金陵人的可能性。至于杂有少量吴语方言，也不难理解：金陵是明代的南京，四方之客往来的影响所致亦可理解；何况吴承恩尚在吴语区做官或往来。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尚有两点须加提示：其一，笔者在文中只是说前世本由吴承恩改编，世本由华阳氏校定。当然都可称为作者。他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最后完成《西游记》版本发展的百回本定格，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似乎还不能一般地称为《西游记》作者。如果一定要找出具体人来代表《西游记》这一名著或巨著的造物主，在目前情况下，只能说是吴承恩和华阳氏他俩；或者说是吴承恩改编，华阳氏订定。因为终究是他俩的合力，最终完成了《西游记》百回本的创造，在《西游记》百回本成书史的关键阶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俩是《西游记》这部世代积累型集体创作的创作队伍中的代表。

其二，笔者既无一锤定音之雄心，文中的确亦无什么“铁证”甚或“钢证”之类的特殊发现作支撑，只是在而今《西游记》作者问题争论正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拉锯战中，也来擂打一阵边鼓，对如何解决或推进这场争论尽可能从理论上提出一些看法，以供认论界高明和同好思考和指正。笔者的《西游记》作者之见有容纳或调和吴著说与华阳说之嫌，但事实也许恰恰相反，更遭受堪称这场论争中上述两大派的夹攻。但无论如何，既的想法，不吐不快，摆出来，或许会有利于争论的发展！此则笔者之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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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2）本文“所谓‘祖本’”，泛指底本；据底本翻刻或改编之本即定本。

（3）（4）蔡铁鹰：《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5）（8）（36）（43）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同上页、97--98页、193页。

（6）参见拙作《假作真时真亦假——〈西游记〉李春芳作说辨证》一文。

（7）俞平伯先生见解，参见苏《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9）金有景：《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

（10）李安纲：《〈性命圭旨〉与〈西游记〉》，《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1）明余永宁《刻〈性命圭旨〉缘起》（1615）、清尤侗《〈性命圭旨〉序》（1669），见守一子编《道藏精华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2）参见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87页。

（13）陈澉：《〈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新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明清小说研究》第一辑。

（14）据中华书局1993年版《西游记·前言》称：《西游证道书》作者为黄周星；笔者认为是汪象旭，参见拙作《〈西游证道书〉作者考辨》，《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

（15）李安纲：《〈还原篇〉是唐僧八十一难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6）（19）（21（25）（39）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见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集第28--29页、25页。

（17）刘怀玉：《吴承恩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11页。

（18）（32）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名家解读西游记》第423页、412页。

（20）（23）（48）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22）（30）（45）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引自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第677页。

（24）（28）王辉斌：《〈西游记〉祖本新探》、《再论〈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释厄传〉》，分别刊《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1996年第1期。

（26）（41）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414页。

（27）参见拙作《〈西游记〉源流版本问题之我见》。

（29）参见拙作《〈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

（31）参见蔡铁鹰《元明之际取经故事系统的流向和影响》，《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

（33）参见程毅中等《〈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以及注（26）（27）张锦池文和拙作。

（34）参见拙作《邱处机写过〈西游记〉吗》、《〈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西游证道书〉“原序”果是虞集所撰吗》，分别载《复旦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和《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3期；后辑入《西游新证》。

（35）拙作《〈西游记〉祖本问题新论》，《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1辑；参见《论〈西游记〉的“前杨本”》、《〈西游记〉版本源流问题之我见》等文。

（37）参见郑明娳《论西游记三版本间之关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版《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6）》。

（38）参见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权问题》，参考注（5）（26）。

（40）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2）（46）参见拙作《〈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

（43）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44）参见蔡铁鹰《西游记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