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载净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开讲《法华》，道士蔡晃奉皇储（高宗）命与净抗论。这种激烈论辩一直延续到盛唐，如「开元十八年（730年），于花萼楼对御，定二教优劣，氤雄论奋发，河倾海注，道士尹谦对答失次，理屈词殚，论宗乖舛。」（《宋高僧传》卷第五《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

歴史上以「灭佛」着称的唐武宗也曾亲自参加过这种论衡，据《新唐书》卷一三九《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曰：

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后纳蛊惑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因德阳节，缁黄会麟德殿，独召玄与道门敌言「神仙为可学不可学耶？」帝叉手付老氏中『理大国若烹小鲜』义，共黄冠往复。玄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术，乃山林间匹夫独擅高尚之事业，而又必资宿因，非王者所宜。』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护军仇士良、内枢密杨钦义惜其才辩，恐将有斥逐之命，乃密讽贡《祝尧诗》。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览诗微解。帝虽不纳忠谏，而嘉其识见口给也。」

歴代三教论衡的重大论辩中，道士「理屈词殚」不止一次两次。自张宾需周武帝亲自升座撑腰（参《续高僧传·护法篇·隋益州孝爱寺释智炫传》），到元魏时姜斌被勅「论无宗旨」，驱逐下席（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前后》）。综观「论衡」歴史，道流虽然屡占下风，但也用得着曾国藩的一句话，叫做「屡败屡战」，故论衡事得以长久持续，而以「三教圆融」为告结束。此即陈寅恪氏所云：「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道家所以常败之故，首先是其模仿抄袭释氏处既多且陋，如《弘明集》卷六谢镇之《重与顾道士书》谓「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细。」两相论辩，不免有「李鬼见李逵」之困且窘。譬如唐中宗代武周正位，正欲削减武曌倚重的释氏势力，不意论辩《老子化胡经》时，竟被释徒善辩者所乘，以至不得不明令废止《化胡经》：

「释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经论，外善群书，辩给如流，戒范坚正。中宗（705－712年）朝入长安，游访诸高僧，适遇诏僧道定夺《化胡成佛经》真伪。时盛集内殿，百官侍听。诸高位龙象，抗御黄冠，翻覆未安， [危+臬][危+兀]难定。明初不预其选，出场擅美，问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为作汉语化？为作胡语化？若汉语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语化，此经到此土，便须翻译。未审此经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诵胡语，何人笔受？』时道流绝救无对。明由此公卿叹赏，则神龙元年（705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废此伪经，刻石于洛京白马寺，以示将来。』勅曰：『朕叨居宝位，惟新阐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礼，降雷雨之鸿恩，爰及缁黄，兼示惩劝。如闻天下诸道观皆径化胡成佛变相》，僧寺亦画玄元之形，两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后，限十日内并须除毁。若故留，仰当处官吏科违勅罪。其《化胡经》累朝明勅禁断，近知在外仍颇流行，自今后其诸部《化胡经》及诸纪录有化胡事，并宜除削。若有蓄者，准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观主桓彦道等上表固执，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业，虽抚宁多失，而平恕实专。矧夫三圣重光，玄元统序，岂忘老教，偏意释宗？朕志款还淳，情存去伪。理乖事舛者，虽在亲而亦除；义符名当者，虽有怨而必录。顷以万机馀暇，略寻三教之文。至于《道德》二篇，妙绝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谛，理秘真如之谈。莫不敷畅玄门，阐扬至赜，何假化胡之伪，方盛老君之宗？义有差违，文无典故，成佛则四人不同，论弟子则多闻舛互。尹喜既称成佛，已甚凭虚；复云化作阿难，更成乌合。鬼谷、北郭之辈，未践中天；舍利、文殊之伦，妄彰东土。胡汉交杂，年代亦乖。履水而说涅槃，曾无典据；蹈火而谈妙法，有类俳优。诬诈自彰，宁烦缕说。经非老君所制，毁之则匪曰孝亏；文是鄙人所谈，除之更无彰先德。来言虽切，理实未安。宜悉朕怀，即断来表。』明之口给，当代无伦。援护法门，由之御侮，恶言不入耳，其是之谓乎！」（《宋高僧传卷十七·唐江陵府法明传》）

其次佛徒本长天竺思辨，自入中土，特擅口舌之利，甚至不惜以口辞陷人罪名：

「释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罗门之种姓。夙龄强志，机警溢伦，宗党之中，推其达法……有颖阳人韦玎，垂拱中（685－688年）中第，调选河中府文学，迁大理评事秘校。见涉讲筵币帛堆积，就乞选粮，所获未厌。表请释、道二教定其胜负，言释、道蠹政可除。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玎先陟高座，挫叶净能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馀，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緖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涉重问韦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审主人何姓？』玎曰：『姓韦。』涉将『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忆「何」(按至东汉末之后戚，一般认为是导致汉亡的罪魁)「韦」(即唐中宗韦后家族，李隆基是以诛灭韦氏家族其势力而登帝位的)之事，凛然变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尔轻蔑朕玄元祖教，及凌铄释门？』玎下殿俯伏待罪，叩头言：『臣非庶人之属。』涉贵其钳利口以解疏狂，奏曰：『玎是关外之人，非玄贞之族类。』勅贬象州，百姓赐涉钱绢，助造明教寺，加号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着《立法幢论》一卷。公卿有言曰：『涉公是韦掾之膏肓也。』涉曰：『此举也，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自此京城无不改观，言谈讲者，以涉为最焉。」（《宋高僧传·唐京兆大安国寺利涉传》）

唐玄宗本崇道教，惟此刻正在大力追究政敌韦后（已废为庶人）之势力，所以不复分辨「城南韦、杜」(７)之京兆豪门，与「关外之韦」并非一族，竟借「轻蔑朕玄元祖教，及凌铄释门」发难，就如看戏入迷，徒然自怜。而利涉突于论辩「往返百数千言，条緖交乱」的胶着之际，发此与论题毫无关联，而与时事政治疑似之横炮。后世佛徒竟然加载典籍，引以为荣，是其论辩不择手段已至于斯极。

复次为释氏极为重视宣传，且早具系统之理论武装，其细密深致，足为后世业宣传者师法。如《高僧传·唱道篇·论》曰：

「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纶，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二技，虽然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

佛教讲经唱导的另一特点是极善营造戏剧化氛围：「至如八关初夕，旋绕行周，烟盖停氛，灯惟靖耀，四众专心，叉指缄默」，言其最佳环境；「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荆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涙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涙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言其表演高妙；「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懐抱，载盈慕恋，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其间经师转读，事见前章。皆以赏悟适时，拔邪立信」，崱言其配合时间进程而转变有方。所以「其有一分可称，故编高僧之末。」（《高僧传·唱道篇·论》）

圆仁书内还说：「又有化俗法师与本国导飞教化师同也，说世间无常空苦之理，化导男弟子、女弟子，呼『导化俗法师』也。讲经论律记疏等，名为『座主和尚大德』；若衲衣收心，呼为『禅师』，亦为道者；持律偏多，名『律大德』，讲为『律座主』；余易准尔也。」亦证实了佛教讲经中专业划分之细密。

「雄论奋发，河倾海注」也好，「辞辩浏亮，折冲异论」也好，「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也好，都说明论辩之激烈，不免旁征博引，相互诘难，并不断提高论辩水平，这样，「三教论衡」就日趋伎艺化。元和（806－820年）时期盛行之俗讲，实源于此。

四，「三教论衡」与唐代文化政策

佛教自魏晋南北朝席卷中土，称雄一时，其间也曾多遇挫折，其显著者为著名之「三武（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及唐武宗李炎）一宗（周世宗柴荣）灭佛」，背后均有道教作祟。陈寅恪曾引《旧唐书》陆叁《萧瑀传》及释彦悰《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之载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认为：

「观上录唐太宗两诏，知佛教自隋文帝践祚复兴以来，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始遭一严重之压迫。前此十年，即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五月虽有《汰沙门僧尼道士女冠》之诏，其实并未实行（详见《旧唐书》壹《高祖纪》及《通鉴》壹玖』武德九年五月辛巳下诏命有司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条』）。且彼时诏书，兼涉道士女冠，非专为僧尼而发也。盖佛教自北周武帝废灭以后，因隋文帝之革周命而复兴。唐又代周，以李氏为唐国姓之故，本易为道士所利用。……当日佛教处此新朝不利环境中，惟有利用政局之变迁，以恢复其丧失之地位。而不意竟于』袭亡国遗风』之旧朝别系中，觅得一中兴教法之宗主。」（《武曌与佛教》）

此即指武曌利用《大云经》为女主之符而革唐命事。但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玄宗不断提高道教地位，并尊老子著作为《道德真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又在科举中增设庄、老、文、列四科，有效遏制了佛教独盛的趋势。同时又调和三教，亲注《孝经》、《金刚经》及《道德经》颁行全国，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甚至认为这是「直接促使讲经文加速发展」的动力。开元、天宝应视为变文、俗讲一类冩本的发韧期。

《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一卷》，开首一段叙及的情况，就颇象是「三教论衡」辩论之前时的虚谀之词∶

伏惟我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折九夷之肝胆。八表总无为之化，四方歌尧舜之风。加以化治之馀，每弘扬于三教。或以探寻儒道，尽性穷源；批注释宗，句深相远。圣恩与海泉俱涌，天开与日月齐明；道教由是重兴，佛日因兹重曜。

这里的「无为之化」言道，「尧舜之风」谈儒，且明言「弘扬三教」。佛教所以须如此不遗余地力呕歌儒道，无非因为李唐以老子为宗，唐玄宗又是崇信道教之人，可知俗讲变文与「三教论衡」之关系了。

窃以为唐代所以能收拾四百年之纷乱踵继于大汉，且启千载之文化格局，而以「盛世」为后人津津乐道者，非特杜甫《忆昔》诗所形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藏廪俱丰实」之富庶丰饶，而实因文化发逹；文化发逹亦不仅诗人辈出，文风特盛，更在于文化政策允宜。综观有唐一代的思想文化政策，其间虽不免仍有极端之举，但包括求法、译经、论衡及制度诸端，尤能力矫前代佞崇或者排斥之偏激，力行包容消纳，而终使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为「三教圆融」之故也。

当然，玄宗之政策未必是自觉的，「三教论衡」应有的重大严肃性质大概也从他开始「消解」的。如《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云泌七岁时，正值——

「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悉诏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答难于禁中。有员淑者，九岁，升座，词辩如注射，坐人皆屈。帝异之，曰：『半千孙，固当然。』因问：『童子岂有类若者？』淑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驰召之……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索帛，勅其家曰：『善视养之。』」(８)

以应门五尺之童，作论衡三教之戏，所「言」为何，虽不得详知，但必非义理之辨。

据郭湜《高力士外传》：「上元元年（760年）七月，太上皇移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蕹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亦可知玄宗所好之「讲经论议」，未必「近文律」，或者类同俗讲。

五，「三教论衡」与义理之衰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曾载「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俱说……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徒众千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懐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试坐禅诵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已来，唯好讲经，实不闇诵。』阎罗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诵禅，不复以讲经为意」（参《宋高僧·元魏洛阳慧凝传》）

按昙谟最即是与道士姜斌辩论之僧。因此《宋高僧传》叹息此事，有「系曰：昙谟最坐讲法而人我，因入黑门中。若禅诵者，人我随增，知亦不免。最与道士姜斌争论，护法之功可补前过。无谓传法之人皆堕负处。胡后偏见不王，吁哉！」汤用彤《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评论说：「此故事或虽伪传，然颇可反映当时普通僧人之态度。后魏佛法本重修行，自姚魏颠覆以来，北方义学衰落。一般沙门自悉皆诵禅，不以讲经为意，遂至坐禅者，或常不明经义，徒事修持。」他引道宣《僧传·习禅篇》，感慨「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务背了经。每縁极旨，多亏声望，吐言来诮，往来繁焉。或复耿着世定，谓习真空。诵念西方，志图灭惑。肩颈挂珠，乱掐而称禅数；衲衣乞食，综计以为心道。又有依托堂殿，绕旋竭诚。邪抑安形，苟在曲计。执以为是，余学并非」云云之后，还指出「道宣所言，虽指隋唐僧人，然禅法兴盛，智学废替，自更易发生此类现像。北朝末叶，衡岳慧思，天台智顗极言定慧之必双修，或亦意在纠正北朝一般禅僧之失欤？」

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则引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二「（昙谟〕最实聪逹高僧，即有凌物，然以噉肉醟酒殴骂淫秽以为圣贤菩萨地位者，最不宜受业报。盖僧家是非淆乱，不可思议。至惠凝所说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及劫夺民财，假作佛寺，俱付司入黑门。此阎罗王所判，则灼然是非之心矣。」认为「按此故事似系出于坐禅派僧徒所伪造，以攻击异派，甚至如昙谟最本修禅学，唯以兼明论道，遂亦不惜加以诬蔑。宗派斗争，用心至深。俞氏谓不可思议者，由于未考当时佛教之情势耳。」

诵经唱导之衰落的另一证据是慧皎《高僧传》特置「经师」、「唱导」两科，《续高僧传》则合为「杂科」，《宋高僧传》亦置于《杂科》之中，其「论」谓：

昔梁传中立第十篇曰「唱导」也，盖取诸经中「此诸菩萨皆唱导之首」之义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导者，固必有达者。终南释氏观览此题，得在乎歌赞表宣，失在乎兼才别德也。譬若别均天分，重赋全才，虎双翼而飞，鹰四足而击也。于是建立杂篇，包藏众德，何止声表，无所不容。

已证明佛道之争已由义理之辨，开始向以诵经争取下层信徒方向转变。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唐时新兴的中国化佛教派系大量涌现，如天台宗初盛于隋唐，按天台宗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合儒、道两家思想。实开「中国化佛教」之先河。（９）而净土宗则更为简捷，只须日诵「南无阿弥陀佛」，都不必深研义理。而彻底中国化的南禅一派自慧能、神会已后，摒弃义理烦难，提倡顿悟，「不立文字」，「不落言筌」，一时扫荡天竺诸派，以至「十寺九禅」。无疑加速了这种变化，导致讲经唱导转而为俗讲，并且必然要进行内容本土化和形式通俗化的努力。元和已后，可视为变文、俗讲及话本的滥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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