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教论衡」与佛教通俗化

哈佛大学韩南氏（P.Hanan）在《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曾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嬗变评述这段时期，他认为：

唐代白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其原因或许是因佛教是外来思想，虽然也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影响，却不一定恪守古典书写文字的形式。或许是因为寺院的主持者们认为僧尼及其它信奉者较愿接受白话，已经形成了一个听众及读者群。唐代有的皇帝也鼓励信佛，因此，佛教和民众娱乐的关系很密切，唐代寺院往往也是民众娱乐的中心。两方面的因素必然会推进白话文学的发展，也会刺激那些原已存在的世俗口头文学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都作『俗讲』，有可能吸引大批听众。还有一些地位较低的僧众演说变文故事，材料也并不完全是佛教的。（１０）

其实，导致唐代佛学文化水准相对衰落，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科举制度的产生。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有「后魏百官无禄」条，言：

后魏未有官禄之制，其廉者贫苦异常。如高允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府中惟盐菜，常令诸子采樵自给是也（《允传》）。否则必取给于富豪，如崔宽镇陕，与豪宗盗魁相交结，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惟取给于人，宽以善于接纳，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宽传》）。文成帝诏，诸刺史每因调发，逼人假贷，大商富贾，要时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润屋。自今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明文帝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赀财，非自家所虀，悉簿为赃。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遏其流，安可得也。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久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今宜班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绢二匹，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俸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后以军兴，用不足，又诏百官禄四分减一，以充军用。至明帝时，于忠当国，结人心，乃悉复所减之数。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按文成诏中所谓商贾邀利，刺史分润，孝文诏中所谓罢诸商人，以简人事。盖是时官未有禄，惟藉商贾取利而抽分之，至见于诏书，则陋例已习为常矣。崔宽并交结盗魁，为受纳之地，既取利于商贾，自并及于盗贼，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国焉。

这与《洛阳伽蓝记》中王公贵族争相舍宅奉佛，及佛徒倚靠供飬，富贵骄奢的种种情态，适成鲜明对比。而书香高门，贵胄华阀之子弟，亦竞相以出家为尚，也就不奇怪了。《高僧传》及《续高僧传》所载出身名门之富贵僧人俯拾皆是。包括南朝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唐初著名故事「萧翼赚《兰亭》」中王羲之的裔孙智永等。即使寒门奋发之士，投身佛门，亦得跻身上层，故才辩智虑者众。唐初士族多出于北朝高门大姓，自隋文帝开科，唐太宗又厉行科第取士之举，成为吸纳精英进入官僚管理阶层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制度，「安史」乱后，数百年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为特征的「门阀制度」瓦解，聪明特逹之士自不须倚傍佛门，即有进身之阶。

科举致使人才大分流，释氏之门渐虚，苦学者日少，而至有端赖「顿悟」跻身大德者。如「（释端）甫又梦梵僧以舍利满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尽贮汝腹矣。』自是经律论无敌与当时，囊括川注，逢源会委，滔滔然莫能济其畔岸矣。……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于他等。」（《宋高僧传·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以梦中进食代替勤学苦修，乃古今中外学子之共同理想，惜乎等同「痴人说梦」耳。按端甫事适与同时之韦渠牟相映成趣，可见德宗对论衡一事的脾胃。《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载：

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之讲媷有素，听之意动。……时延英对秉政赋之臣，昼漏率下二三刻以为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语款狎，往往外闻。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七《韦渠牟传》则云：

渠牟有口辩，虽与三家未究解，然答问锋生，帝听之意动。

史载韦渠牟「去为道士，更为浮屠，已而复冠」，算得是出入三教，转益多师的人。虽「于三家未究解」，却能「答问锋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以至获得上宠。他奏事为何虽不能确知，然从「上笑语款狎，往往外闻」的效果看，显然语涉谐谑，而非「正经」。

无独有偶，身任「三教讲论」的文溆俗讲，其内容也受到来自儒家几乎同样的批评。赵璘《因话録》卷四「角部」云：

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繋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溆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矣。（１１）

圆仁书中屡载「（会昌元年，841年）乃勅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九月一日勅两街诸寺开俗讲。」「五月奉勅开俗讲，两街各五座」等等，可见这在当时是比较频繁的一种公众活动。向逹《唐代俗讲考》据此以为「文溆当亦化俗法师之流，而其魔力足以倾倒世俗，故至欲尊为和尚也。」

胡三省注《通鍳·唐纪·敬宗纪》「宝历二年（826年）六月乙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条曰：「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道出「俗讲」有其浓厚的市场化色彩一面，但显然很受欢迎。信奉佛学的姚合甚至冩道：「无上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其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全唐诗·听僧云端讲经》）俗讲对于佛教传播的影响，亦于此可见一斑。惟胡氏似未考虑唐风与宋俗之别。在唐武宗「灭佛」的现实威胁中，释氏的首要任务还是争取下层民众，以求立足之地。宋后佛教已无类似危机感，故可以放手「邀布施」耳。

其实，早在慧皎《高僧传·唱道篇·论》中，就已经对僧众业讲经驳难唱导者，提出过这样的严重警告，说明当时已有「传说讹误」、「鱼鲁淆乱」、「只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的现像：

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其中传说讹误，亦皆依而唱习，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或时礼拜中间，谶疏忽至，既无宿蓄，耻欲屈头，临时抽造，謇棘难辩，意虑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后语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时节，列席寒心，观途启齿，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只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若然，岂高僧之谓耶！

《大宋高僧传》卷第三译经篇论第五：

华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语，雅即是经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细即典正，粗即讹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经中用书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经中乞头博颊等语是。三亦雅亦俗，非学士润文，信僧执笔，其间浑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

「必应遵用旧本」之说，与「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之论，当可为佛教变文及其它俗讲话本冩本之传世为根据，而「亦雅亦俗，非学士润文，信僧执笔，其间浑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则确实为今存冩本的概况。

当然，得到宫廷鼓励，允许公然俗讲的不惟佛教一家，它的老对头道教也曾奉勅开讲，圆仁书中就提到过「又勅开讲道教，左街令勅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勅开讲。从大和九年（835年）以来废讲，今新开。」从南北朝以来，佛、道二教在相持互斗中都注意吸取对方之长，所以源自本土的道教所开俗讲，也自有吸引听众之处。以「谤佛」着称的韩愈曾在诗中描述两教以俗讲争夺听众的激烈场景：

街东街西将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趋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着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震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韩昌黎集·华山女》）

道教原不敌佛，但面对竞争，也培飬出女性的优秀俗讲人，粉墨登场，使佛教俗讲盈而后虚。从「听众狎恰排浮萍」的喧闹热烈，挤兑到「扫除众寺人迹絶」的冷清寂默。

按向逹《唐代俗讲考》注26曾云：「英京藏有道家所作变文一种，余未见到。号码名目内容均未详，据王君告语，则系完全摹仿佛家作风。唐代寺院俗讲对于当时之影响，除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而外，此亦是一大事也。」又宋毓珂《变文笔记两则》（１２）举《道藏》唐字号上《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与佛教俗讲「押座文」相似之「定座咏」，及「讲说钞」探及关于道教都讲法师坐起方向问题（１３）。面对这样激烈的竞争，佛教自然不能囿于传统的俗讲伎艺和天竺陈年老事而坐以待毙，相反必须不断提高俗讲水平，包括作出内容和形式上适合信善理解需要的改进，才能持续吸引听众，扩大信徒。

这个过程中，佛教一面在传播方式上开始加速专业化，另一面在内容上也须力图注意中国人的「喜闻乐见」。后世所谓「白话小说」的雏形，也由此产生。

七，「三教论衡」与佛教中土化

王重民先生《敦煌变文研究》中，曾将已发现的敦煌冩本分为如下几类：

非佛教类冩本占了2/3以上。此外有些冩本明显是僧徒所为，如伯2187卷（王重民校文）赞誉敦煌守官曹议金「自从仆射镇一方，继统旌幢左大梁。至孝仁慈超禹舜，文萌宣略迈殷汤。分茅列土忧三面，旰食临朝念一方。」分明俗家口吻，结句却为「小僧愿讲功德经，更祝仆射万万年」。《敦煌变文论文録》下册附有原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藏唐人卷子五种，完全是宣讲佛法的，但其中《维摩碎金》（Ф－101）已杂采了对中国歴史人物的评说：

西施淫魔得人怜，迷得襄王抛国位。刹鬼一朝来取你，任君有貌及文才。

假饶端正似潘安，掷果盈车人物会。四相迁移身灭后，空留名字也无常。

直饶韩信有英雄，灭楚会垓扶汉帝。没个心中斟酌取，尽呈虚幻一场空。

威雄樊哙足功能，踏倒鸿门来救主。心猛貌粗增我慢，如今也是一场空。

前皇后帝万千年，死了不知多与少。君向长安城外看，遍山遍野帝王陵。

维摩如此化王孙，便请王孙皆醒悟。异口同声谢居士，特蒙除我忘心生。

据上述情况推想，三国时期著名的人物故事，如诸葛亮、关羽被纳入俗讲变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应该是李商隐《骄儿诗》叙述的情景所本，亦是宋代「说三分」之祖述，不过至今不传罢了。

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介绍，道宣武德九年（626年）着之南山律宗所据重要典籍《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贞观四年（630年）改定。其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时，有一则举证性质的小注曰∶「似刘氏重孔明等」。唐时僧人注疏此书者众，因而保留了一些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传闻。如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一册），文长不録。晚唐僧人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一六亦有同注，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第五册。惟文言成分较浓，显系删简前说而来。又晚唐人陈盖《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四部丛刊三编》）则又添枝加叶，增添了道家气味，且为后世讲史者所本。

佛教的这种说法显与陈《志》及裴注有异，或是在此前民间传说尚有异辞，此说显系据俚巷传闻而来。当时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卷五《内篇·采撰》称：「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史》称其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书》云中矢而亡。」已明言当时有关诸葛亮的俚巷传闻说法很多。

佛教著作中为什幺会出现这类与佛学毫无关联，倒充满儒家君臣相敬和道家巫术味道的故事，应当是在儒道佛三教论辩中用通俗形式引证故事及注疏戒律，既扩大了影响，又迎合了贞观开元时的求贤政策。（１４）连西域胡僧频来中土，亦学会附会三国故事以化縁。可参观唐张读《宣室记》卷之九（《宋高僧传》卷十九《唐西域亡名传》亦载，文字略有增饰）记载之「胡僧谓韦皋为诸葛武侯后身」事：

释天竺亡名，未详何印度人也。其貌恶陋，缠干陀色缦条衣，穿革屣，曳铁锡，化行于京辇。当韦南康皋之生也，才三日，其家召僧斋，此僧不速自来。其日僧必历寺连名请至，韦氏家僮患其长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舁庭中。既而斋毕，韦氏令乳母负婴儿出，意请众僧祝愿焉。梵僧先从座起，摄衣升阶，视之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相认之意。众皆异之。韦君曰：『此子才生三日，吾师何言别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韦君固问之，梵僧曰：『此子乃诸葛亮之后身耳。武侯鼎国时为蜀丞相，君所知也。缘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帅，必福坤维之人。吾往在剑门，与此子为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门，吾不远而来。此子作剑南节度使二十年，官极贵，中书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为字，又单字武也。

则西域释氏须藉中国本土人物故事游说豪门，以邀结权势青睐之神态毕现。此后俗讲之内容发生本土化的变化，自是情理中事。

三教冲突磨合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宋明理学「三教圆融」的格局。这种风气初唐已露端倪，如《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云：

七岁就学，日诵千馀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畴也。」

《宋高僧传·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还有具体故事：

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久。时天旱，有西域僧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涨数尺。有老人夜诣宣求救，颇形仓卒之状，曰：『弟子即昆明池龙也。时之无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于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曰：『吾无能救尔，尔可急求孙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冤诉再三，云：『宣律师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尔。』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许辄传，今事急矣，固何所吝。』少选，捧方而至。邈曰：『尔速还，勿惧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涨，数日溢岸，胡僧数将尽矣，无能为也。（１５）

孙思邈为后世道教崇奉之医仙，其索要之「昆明池龙宫仙方」，亦分明道家者言。可知在宋时释徒记载中，「远来的和尚（西域胡僧）」念经，已未必那幺灵光了。又《宋高僧传·唐湖州杼山皎然传》：

释皎然。字昼，姓谢氏，长城人，康乐侯十世孙也。幼负异才，性与道合，初脱羁绊，渐加染削。登戒于灵隐戒坛守直律师边，听毗尼道，特所留心。于篇什中，吟咏性情，所谓通其微矣。文章隽丽，当时号为『佛门伟器』哉。后博访名山，法席罕无不登听者。然其兼攻并进，子书经史，各臻其极。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相国于公岫、颜鲁公真卿命裨赞《韵海》二十馀卷。好为《五杂俎篇》，用意奇险，实不忝江南谢之远裔……生常与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肃、崔子向、薛逢、吕渭、杨逵、或簪组，或布衣，与之交结，必高吟乐道。道其同者，则然始定交哉。故着《儒释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呶子》十卷，时贵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正、会稽释灵澈同过旧院，就影堂伤悼弥久，遗题曰：『道安已返无何乡，慧远来过旧草堂。余亦当时及门者，共吟佳句一焚香。』

交儒访道，俨然性情中人，而称「佛门伟器」者，已证明所传之教纯然为中国佛教了，其人所以能以《诗式》着称后世，正为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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